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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西方国家城市化存五大差异 时间：2013-07-10 11:31:45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　 作者：刘奇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拉动及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出现许多困扰发展、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目前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就有掉入拉美陷阱的危险。?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六大模糊?　　1.内涵模糊?　　城市化就是把人化入城市的过程。而许多地方只注重“物”的城市化，不注重“人”的城市化。只关心脚下的地，不关心地上的人。因为地可以生财，人只会花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是53%，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5%。这意味着还有18%，即2亿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许多进城农民是“扛锄头的市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作“半城市化”、“浅城市化”。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里有自己房屋的只占0.7%。无处安身，何以乐业。城市化的内涵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很多地方对城市化内涵认识模糊，以为盖上房子、修上路就是城市化了。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然后以地生财，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市，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城市变大了，农民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农村问题城市化、农民问题市民化的矛盾内化倾向愈加刚性。?　　2.格局模糊?　　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先发展城市群，还是先发展小城镇？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实践中各干各的。笔者认为，中国应沿着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的路子走。中国这么多农村人口，要实现城市化，首先应该走就地城镇化的路子，然后再慢慢向中等城市、大城市集中，一步跨入大城市非常不现实，人力、物力、财力及管理能力都准备不足。应该先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就地城市化，就近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目前实际的城镇化道路。当前，国家的资源配置主要是先发展大城市，对小城镇用力太少，不仅如此，苏州等很多地方都在斥巨资建城市综合体，而“智慧城市”也在全国90个城市首批试点。这一由IBM提出的“智慧地球”转义而来的舶来品，在国外也不过5年时间，我们今天就匆匆拿来，盲目性太大，代价太大，“智慧城市”千万不可“利令智昏”。许多城市社区建设追求高档化、贵族化、奢华化，动辄国际一流。典型表现就是争建摩天大楼。目前中国已有摩天大楼1000多座，正在建设的还有1000多座，远超美国的436座和阿联酋的50座。以每座50亿元投资计，中国2000多座要花10多万亿的投资。这种“高端化”发展更加剧了农民工的“低端化”生存。2011年有个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个口号连我们的首都北京都没敢这样提。一个看似简单的口号，反映的是我国城市建设中不切实际、贪大求洋的错误倾向。?　　3.路径模糊?　　城镇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先城后市，二是先市后城。两种格局多自宋代形成。先城后市是当时在许多要塞建立城堡，逐渐形成政治经济中心。这是官办的。先市后城由民间自发兴起，政府不设完整的行政系统，只派员管收税和消防，事务由地方士绅管理。宋代此类市镇十分发达，见于史载的就超过3600多个，其中不少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可见，城多因政治兴起，而市多由经济驱动。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城坊制向街巷制转换的时代，是城镇化发展的高峰，从宋代的现象可以看出，只有按市场规律发展城镇，城镇才会兴旺发达。城市是城和市的结合，有了城必须有市。今天好多地方盖了一座空城，没有市，就是没有用市场力量去解决，而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即便一个靠某项产业发达起来的城市，一旦没有产业支撑失去市场，也会很快萧条下去。英国利物浦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城市，其财富总值一度超过了伦敦，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让利物浦遭到灭顶之灾，大批企业倒闭，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物浦的支柱产业造船业急剧萎缩，失业率再次成为英国最高。城市大片区域荒废，杂草丛生，基础设施闲置，到处是破败的景象。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利物浦人口为46.6万人，比1931年的84.6万人，下降了将近一半。这种由于缺乏稳定的产业支撑以至由盛转衰的城市，世界上屡见不鲜。美国的底特律由于汽车业的萧条使人口由1950年的1849568人下降到2010年的713777人。德国的莱比锡，柏林墙被推倒后，这个繁荣之都成了“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