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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建构与革新 　　摘要:中国儒家传统法文化博大精深,而和谐理念贯穿始终,并形成独特的“无讼”、“息讼”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总体精神相契合。可以借鉴儒家和谐理念的现代特质,通过重新配置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从理念与制度层面建构革新当代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关键词:儒家和谐理念;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5-0137-03 　　 　　民事诉讼模式是指在一定的诉讼价值观的支配下,为实现一定的诉讼目的,法院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因分配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不同诉讼地位、相互关系及其体现形式的总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多学者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形成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笔者认为,构建当代民事诉讼模式,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并发现传承、积淀和整合了数千年的儒家法律传统中的和谐理念及其与现代法治的融通,因为这种理念“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1],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我国独具特色的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一、儒家传统和谐理念及现代特质 　　中国儒家传统法文化以和谐为其最高价值追求,儒家的治国方略甚至一切治国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社会和人际的和谐为起点与归宿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要以“和为贵”的立场修身齐家平天下,实现个人、社会、国家的和谐统一。西方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后,也感慨道:“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3]和谐的理想所蕴涵的宽容理念反映在司法上就形成了“无讼”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无讼”,达到“和谐”,古代统治者采取了以“息讼”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外化为三种方式:道德感化以绝讼源,多方调解以消讼意(主要有民间调处或诉讼外调和与官府调处,尤以民间调处为典型),惩罚讼徒以儆效尤[4]。 　　对此,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无讼”、“息讼”是造成我国当代公民法律信仰匮乏、权利意识淡薄、诉讼意识落后的根源,是法律制度革新与移植不成功、法制现代化缓慢的重要羁绊。于是,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曾一度积极鼓励公民行使诉权,“无讼”、“息讼”及其调解等传统实践模式严重弱化。然而,“当司法和诉讼被作为建立法治权威的象征时,我们却日益陷入背后隐藏的法律困境和道德困境:一方面,对司法的过高期待和纠纷解决途径日趋单一化,不仅司法和纠纷解决的效益受到损害,而且司法权威的公信度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各类诉讼案件的逐年增长,不仅增加了经济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成本,而且贬损了自治、协商、礼仪、公序良俗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使得国家、社会和其他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被削弱”[5]。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传统诉讼和谐理念作出重新判断与选择。从本质来看,儒家的和谐并不是强调毫无原则的完全统一,而是“和而不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无讼”、“息讼”也不是没有到纷、没有诉讼,而是为了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强调寻找纷争的根源,提前解决和处理发生纠纷的矛盾,以杜绝再发诉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我审判案件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目的都在于通过道德教化来化解纠纷,使人们不再引发争讼。这里必须厘清的是,“无讼”、“息讼”与广招诟病的“厌讼”、“贱讼”是有本质差异的,它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应加以区别。“厌讼”、“贱讼”是古代统治者在推行“息讼”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德教化所带来的消极性诉讼观念,是“息讼”制度的异化[5]。这种异化体现为民众并非鄙视诉讼,而是因利害反映而害怕诉讼,因为“礼”的教化、严格的司法诉讼制度以及诉讼成本(如人情成本、经济成本)等,都增加了民众对诉讼的恐惧心理。“厌讼”、“贱讼”与“无讼”、“息讼”间并无必然包容与被包容之义。因而,我们将公民法律信仰匮乏、权利意识淡薄、诉讼意识落后的根源强加在“和谐”、“无讼”、“息讼”等儒家传统诉讼文化理念上,是有失偏颇的。 　　当下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儒家传统“和谐”、“无讼”、“息讼”的思想与我国当代和谐社会的总体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调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形式上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对秩序和安定的强烈需求,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和对抗、消除滥讼现象、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