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及新社会史观的兴起.docVIP

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上） 　　一、叙事的变迁：政治与社会　 　　肖：你在最近的编著里，具有总体性特点的新提法有两个，一个是《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的“新社会史”，一个是《中层理论》中的“中层理论”。从书中内容来看，这两个提法密切相关。这两者在提出时间上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它们之间有没有演变的关系？　 　　杨：中层理论可以算是建构“新社会史”的一个要素。为什么要提出“中层”这个概念？目前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大体支配了国内史学界的基本走向。这两者都对社会进行线性的认知。它们之间有一个改变：革命史观可谓政治史叙事的一种，而转化成现代化史观之后，政治史叙事显然无法确切解释现代化史观赖以产生的社会转型现象。中国社会整体发生变化后，所谓的集权系统的控制模式开始松弛，随之而来的是解释模式的转换。从现代化角度来看，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讨论，实际上是如何使社会跟国家重新建构起或疏理出一个它们互相之间能够对话和妥协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只能用于论证国家政权合法性这一相当单一的维度，这肯定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社会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就是面临这个问题而实行的一种转换，但在那时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建构一种合理的、对话性的，或者说互相之间有区分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所谓社会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以及由此展开的阐述和表达，跟革命史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一个狗尾续貂的政治史研究，其实质是把原来的政治史叙事的边界和范围扩大，或者说只把政治史涉及的问题做了某种外延式的扩展，并没有解决如何摆脱这种政治史叙事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把社会史叙事和文化史叙事看作是与政治史叙事相区别的框架。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开始确定现代革命史观的基本框架。那时共产党只是各种党派中的一支，当时的社会史论战是以叛逆国民党政权的姿态出现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史叙事直接被导向政治史叙事。先前的社会史论战扮演的是“挑战”角色，而这次转换就是要把社会史叙事的内涵及其具体的基本逻辑稀释甚至抽空，变成可有可无的内容，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论证革命史叙事的合理性时才或隐或显地表露出来。这样一来，史学原有的“挑战”和“自我反思”的功能就被逐渐压缩。到了五十年代，革命史观这种宏大阐述必然被纳入政治史叙事的单一渠道。 　　我在《中层理论》第四章“从‘士绅支配’到‘地方自治’：基层社会研究的范式转变”探讨了《皇权与绅权》这本书。20世纪4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尝试进行合作，费孝通和吴晗共同组织一个研讨班，合作讲授“社会结构”课程，讨论的成果结集为《皇权与绅权》。他们两人在衡定士绅身份与功能等问题时视角存在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决定了后来历史学逐渐演化为政治诠释学而与社会学理论分道扬镳。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分成上下两个层次：下层社会处于自治状态，有一套自治规则，上层面对下层实际上是一种无为而治的关系。下层对上层的呼应，是以自治的方式，而对上层统治的渗透是采取应对和妥协的对话方式。费孝通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被认为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言论。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进行的非常急剧，上层国家权力拼命往农村基层渗透，把一个自然的社会状态改造成一个人为的行政状态，自然村变成行政村。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如果不给基层社会留够自治空间，延续上述传统，上层对下层的根本改造很有可能会使下层被迫担负起太多的责任。下层社会担负起过多的行政责任，就会引起基层自治社会的崩溃。这个论点的提出是当时现代化发展的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但费孝通还是坚持这个主张，即如何在国家和社会（当然“国家”和“社会”是后来赋予的概念，而当时的主要表述形式是“上层”与“下层”）之间衔接并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对话关系。这套东西，后来被美国的中国学接过去，一些留美学者如张仲礼和肖公权以及何柄棣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吴晗提出另一个重大命题，我觉得这是政治史叙事或者说革命史观最大的衔接点。吴晗认为我们判断上、下层的关系，包括对士绅角色的鉴定、身份的鉴定，应该是以他对土地和财产的占有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也就是皇帝和士绅之间不存在缝隙，是铁板一块的集团，地方上并不具有费孝通所说的自治系统，因为他们同样占有土地。皇帝既是最大的国有土地所有者，也是最大的私人土地的占有者。士绅也占有土地，但没有皇帝或封建国家占有的数量大。他们之间占有土地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把封建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上下有区分的分治状态。这个理论受马克思的影响比较大。这套东西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以后，成为我们后来从社会史直接转入政治史的一个最主要的衔接点。 　　肖：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观和社会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