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历史变化.docx

曲靖历史变化 一　先秦 曲靖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也是云南建制最早的地区之一。市境内的南盘江流域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留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足迹。1983年，宣威县尖角洞文化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对曲靖远古人类活动的了解。2001、2002年，对富源县大河癞石山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说明曲靖远古先民至少在距今10万年左右（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生息、繁衍于滇东红土地上。2006年3～4月，富源县大河镇茨托村发现距今3万~1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的2400多件遗存，其中大量遗存具有同时代欧洲莫斯特文化典型特征，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考古的空白，同时在地层里发现人类牙齿。该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物、遗迹现象最丰富的地点之一，是中国莫斯特文化分布最多、时代最早的遗址之一。麒麟区珠街乡陡山扁窟坑出土的炭化稻（粳稻型稻，是云南发现的第三个古稻分布点）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1175±54年遗存，说明公元前12世纪以前，在珠江源头的南盘江两岸，曲靖先民已创造着农耕稻作文明。公元前4世纪中叶，“蜀身毒道”开通，曲靖成为自四川、贵州、云南进入缅甸的“西南丝绸之路”古道上的重要枢纽。1977～1982年，对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1、2号封土堆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曲靖地区的先民已创造高度的青铜文明。春秋战国时，曲靖为“靡莫之属”，已进入部族社会，与滇池地区的居民为同一族属（叟族）。公元前280年，楚将庄率部入滇，沟通曲靖与内地的联系。秦以前曲靖为滇国、夜郎国势力交界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滇王者，其众数百万，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南盘江流域地区为滇文化范围，其地时为滇王国劳浸、靡莫等部落所据。而北盘江流域地区则为夜郎文化区域。 二　秦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道置吏，把曲靖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下。在“蜀身毒道”的基础上，开凿修建从四川宜宾至建宁（曲靖）的“五尺道”，作为秦通往西南夷的重要据点，为西汉设置郡县打下基础。《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北端为秦国的巴郡，南端直通滇国（曲靖）。使曲靖处在对内地开放的前沿，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门户。 三　两汉 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堂琅县（今会泽、东川一带）、存鄢县（今宣威）的设立（为同年设立的犍为郡所辖），标志着郡县制在曲靖在云南的最早确立。汉武帝派唐蒙“凿石开道，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水经·江水注》)。史称僰道或朱提道。五尺道由僰道南下，过石门，经朱提（今昭通），达味县（今曲靖）。公元前112年，牂牁郡设置，其中谈稿、漏江、平夷、漏卧4县即为今陆良（南部）、师宗、富源、罗平4县。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置益州郡，辖区包括味县（今曲靖）、牧靡（今寻甸）、铜濑（今马龙）、同劳（今陆良）。史载汉武帝派名将郭昌为统帅，“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于是以为益州郡。”（《史记·西南夷列传》）。益州郡是中原王朝对云南实施全面统治的开端。曲靖郡县制度的确立，改变了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有利于中央王朝管辖治理和诸部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汉王朝推行“移民实边”，汉民族不断进入曲靖垦殖、屯田，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便利。公元14年，滇东“僰人”领袖若豆、孟迁率众起义，牵制了王莽政权大批军事力量和重要朝臣，支援和推动了内地绿林、赤眉、铜马等起义军。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以夷帅栋蚕为领袖的起义军杀了益州郡各地的东汉官吏，控制益州郡大部地区。起义坚持到建武二十一年（45年），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地方豪强势力。东汉时期，曲靖境内郡县基本沿袭西汉设置，部分县归属有所调整，存鄢（今宣威）并入犍为属国的汉阳县（今赫章），堂琅县（今会泽、东川、巧家）并入朱提郡（今昭通），其余各县的隶属不变。 四　三国 历经两汉王朝的更迭、兴衰，云南变为地狭民寡的蜀汉政权的后院，曲靖成为蜀汉政权控制云南的要津。左右云南政治数百年的南中大姓集团在滇东大地上悄然崛起。建安二十年（215年），在原犍为郡的基础上，刘备设置朱提郡。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蜀国腹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但是越巂夷帅高定乘机起兵反蜀，揭开南中叛乱的序幕。章武三年（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攻杀益州太守正昂，将继任益州太守张裔缚送给吴国。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兵分三路征讨：诸葛亮自率蜀军主力击越巂高定，丞相参军马忠率师伐牂牁朱褒，降都督李恢直捣益州郡腹地。诸葛亮率军驱巨兽，烧藤甲，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治所由滇池县（今晋宁）移至味县。蜀汉设置建宁郡，使滇东地区在云南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片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