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下的儒家家庭伦理重构.docVIP

社会转型下的儒家家庭伦理重构 李祥俊 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以自由、平等、法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伦理文化,与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相伴随,对以差异原则、亲情本位为基本特征的儒家家庭伦理产生了激烈冲击,使儒家家庭伦理逐渐失去主导效应,而西方伦理文化传统也未能扎根,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伦理处于“失序”状态。融合中、西伦理文化,实现儒家家庭伦理的重构,重要而紧迫。 　　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宏观的政治、经济、科技现代化,也体现为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的家庭伦理的现代化。而这个伦理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面临着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占据当代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的进入问题,而这两者常常纠结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家庭是人的基本生存环境,亲情是人保持自身认同的精神依托。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家学说构成了现实人伦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如何服务现实,回应西学,重构适应社会人生的儒家家庭伦理,是一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儒家家庭伦理不断失效,外来西方伦理文化又未能扎根,导致了家庭伦理的失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维系家庭以及相应的亲属、友邻的根本纽带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它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三纲五伦为基本规范,肯定父家长的权威,对于父子、夫妇、兄弟、亲朋关系等有一系列秩序规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人伦秩序系统,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现实来看,这个论断是有依据的。但随着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儒家家庭伦理在面对日益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时逐渐失去效应,一方面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变革的冲击,旧式的家庭组织逐渐解体或重构,另一方面受到西方伦理文化的冲击,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饱受批评。儒家家庭伦理对于现实家人、亲属、友邻的人伦关系逐渐失去制约作用,它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家庭伦理的失序,这一过程可以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而在新世纪里愈演愈烈。 　　如果说近现代是儒家家庭伦理不断失效的过程,那么它同时也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输入的过程。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中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差别很大,它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倡导自由、平等、法制,在家庭的稳定性和亲情的重要性上,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要弱得多。并且,由于社会生活方式和伦理文化上的差异,西方近现代的一套伦理文化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比如,“文革”期间简单平等观念曾经盛行一时,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包括家人之间均以“同志”相称,而这在今天已成明日黄花；又比如“非典”时期一度流行的分餐制,在短暂的特殊时期过后也成“过眼云烟”。 一方面,儒家家庭伦理失效,而另一方面外来的西方伦理文化又未能扎根,结果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处于冲突状态或者原生态状态。家庭伦理的失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亲情伦理决不仅仅是一个感情、心理问题,它所确定的人伦关系秩序是和利益分配、社会地位、人际交往等直接相对应的。试看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大致可以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两方面来讲。精神层面上,家庭内部以及相关的亲人之间几乎以自然情感、个人喜好定亲疏,家人之间、亲属之间、友朋之间、邻里之间如何相处成为难题,由此导致情感上的冲突以至仇恨,当前的一些恶性案件往往与此相关。物质层面上,家庭内部的财产积累、分配等缺乏基本稳定的模式,再加上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各种关于遗产、房产、赡养费用等的争端蜂起。至于一般性的伦理失序,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日常交往上的体现更是不胜枚举,以至于人们在庆生、送死、婚嫁等与家庭伦理相关的礼俗上无所适从,徒添无谓烦恼,徒增莫名冲突。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中还存在另外一种问题,即不是家庭伦理失序的问题,而是从自私心出发对中、西两种伦理传统的恶劣组合。笔者身边就有一个例子。一位长辈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她的父母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但父母在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态度上却大相径庭。父母在嫁女儿时都是收取高额彩礼,平时遇到大家庭有事时则找女儿资助。父母有精力时忙于为儿子们的小家庭做事,在分家时,所有的家产由五个儿子平均分配,甚至细到喂养的几只鸡也是如此,完全没有女儿的份。在这一点上父母依据的是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如父为子纲、重男轻女等。但当父母年老时,在赡养费用上却要求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平均支付,甚至在实际执行中全部由女儿分担。在这一点上父母的做法又找到了现代伦理规范、法律制度,如男女平等、子女必须赡养老人等的依据。这样一种混杂中、西家庭伦理的案例看起来很不合理,而且也很难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