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基于前馈控制社会管理.doc

探究基于前馈控制社会管理 　　一 　　自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1651）中表达出设计社会的雄心，以及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1690）中提出可以对社会进行测量和预知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一直把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给予解释与预测作为基本目标。其中，“预测”又是以“解释”为基础的深层目标。[1]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未预料、未预期的结果进行提前探知，并在此基础上及早应对。 　　1936年，默顿（Robert K. Merton）发表《有目标的社会行动之未预结果》，提出了“社会层面的行动规划与设计究竟怎样才能可行，或者能否可行”这样直指社会科学本质的核心性问题。在默顿从行动角度对可能导致“未预结果”的五大因素进行了探究[2]之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进行了着重强调；[3]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Embeddedness）进行了基于市场行动者的目标转化的分析；[4]利纳雷斯（Francisco Linares）对不同的行动者与其他群体互动时的不同目标及策略进行了分析；[5]迈尔（John W. Meyer）等对现代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的实质作用作了深入研究；[6]Portes更是将个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自己就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标志性成果来展示。[7]看起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 　　但是，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8]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7]吉登斯、贝克（Ulrich 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9] 　　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军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10]正是这样的成果。 　　阎耀军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11]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12]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军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 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2]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 　　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3]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军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