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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科学立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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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科学立场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科学立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2005年以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一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鲁克俭依据西方马克思学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成果”批评了该书“代译序”作者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其实,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陶伯特等人的这些新资料,只是坚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马克思学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不仅仅是文献的结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至于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认为的广松涉没有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成果,并且审订者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过高等问题,必须指出,译介广松涉是因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由于他是一位自觉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大师。中外学者的这些不同意见表明:必须认真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本学 西方马克思学 文献学   [作者简介]张一兵(1956-),男,山东省茌平县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   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25―10   2005年初,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主持编译的日本当代思想大师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关注,同时,我为其写下的“代译序”也遭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国内的鲁克俭与日本的三位马克思学专家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鲁克俭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代译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研究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上;而大村泉等日本学者在《新MEGA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中,对我的批评则更多侧重于“代译序”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这些批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敦促我对相关问题作了冷静的反思和重考,从中也得到不少重要的启示,因此,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我内心十分感激。同时我发现,自己与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地位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有重要的原则性分歧,其中也包括对广松哲学的理论定位和译介意义的认识。如果再延伸下去看,这种分歧还直接涉及文献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关系。我以为,上述问题对国内学术界今后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紧要和关键的,所以不妨再深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各位同仁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本研究的基础?      鲁克俭认为,我在2005年出版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竟然“无视”德国西方马克思学专家陶伯特的“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陶伯特原为前东德的研究人员,现为德国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持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借此,鲁克俭告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的新成果”。对这种简单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批评,坦率地说,我不能接受。(先不说鲁克俭的政治立场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因为他已经站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立场上,这一点我后面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鲁克俭把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新译手稿中的编译说明,说成是“错误”和“以讹传讹”。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批评我在“代译序”中提供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生成过程的错误信息。说实话,我真是感到冤枉,因为自己关于手稿第一章写作的基本信息,基本上是从1988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者说明中获得的。这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设想在第一章中同时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第二,关于第一卷前三章写作的结构和时间;第三,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删除了关于鲍威尔和施蒂纳相关段落后的结果。被鲁克俭指责为我的错误和“以讹传讹”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均来自中央编译局写下的编者说明。并且,在2003年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于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我们今后正式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文献根据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所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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