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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重庆谈判中我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方法 　　摘要：本文以国共史上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入手，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进行探析，并结合理论方法，着重研究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旨在为复杂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重庆谈判；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方法；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37-03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一封邀请电，力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之和平大计。接着发出了长达321字的第二封及8月23日的第三封邀请电。其言语之恳切，诚意之深厚，使当时的舆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中共中央在多方交合的复杂形势下，在国内舆论十分不利的形势下。最终在26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国统陪都――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历经四十三天，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虽然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最终没有达成一致，但使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并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民主权利。更重要的的是在这场较量中。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打破了舆论一边倒的势头，为我党在政治上赢取了主动地位，可谓是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成功典范，而其运用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也同样值得我们探究。 　　 　　一、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法也称为示范教育。它是通过典型人或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典型教育法将原本抽象的说理变成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来实施教育，激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由于典型的直观性、形象性的特点。使典型具有强烈的感染效应。因此适时地运用典型教育会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达到既定的目标。重庆谈判期间，我党抓住时机运用了此方法，将毛泽东赴渝作为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教育。 　　在国共双方电报往来期间，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不会来，或者说不敢来渝。蒋介石将和平民主的调子越唱越高，态度一次比一次恳切，甚至将飞机都准备好，正待命而发。8月23日。蒋介石在发第三封邀请电时，就曾对身边的部下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米，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不仅如此，当时舆论界也认为毛泽东不会来渝。深为国是忧虑的国民参员褚辅成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对于蒋介石劝驾毛泽东的看法是“恐其未必肯来”。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的文章说“估计中共此次将拒绝蒋主席之邀请，不愿参加合作。”后来赫尔利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到：“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尽管美国力促国共双方进行谈判，但对毛泽东赴渝也缺乏信心，“出人意料”之措辞将其意想不到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做了个活生生的典范，向社会大众、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共和谈的诚意，此时一切揣测和疑虑都不攻自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毛泽东这次来渝象征着中国民主的高涨、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大公报》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称“毛泽东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谨以胜利中国盲论界一份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 　　蒋介石三电发出，国民党大张旗鼓宣传，一时间，把政治斗争的聚焦点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使得万众瞩目延安。但此时，“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但当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前往重庆的时候，这个主动权就开始从国民党手中向中共手中转移”。我党领导人赴渝谈判事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不仅打破了舆论一边倒的势头，更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舆论的被动局面，赢取了主动，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宣传教育。 　　 　　二、比较鉴别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所谓比较鉴别法，是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对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的异同和特点，进行分析、比较、鉴别，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认识水平的方法。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将比较鉴别法运用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积极宣传我党主张，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舆论导向。 　　在重庆谈判前夕，国民党大谈“和平”“团结”，主动要中共进行和谈，表面上迎合了渴望和平的大众心理，人们无不期盼着和谈的顺利进行，化干戈为玉帛，化斗争为和平，为此舆论界对于蒋介石之举给予一致好评。我党在这一期间，针锋相对、据理力争。8月22日，《新华日报》立即发出了《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的社论，针对蒋介石8月14日、20目的两封电报中大谈和平、团结的问题，玩假谈真打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