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文文化性与语文高考模式冲突.docVIP

浅谈语文文化性与语文高考模式冲突 　　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文化传承，养育了健全的民族品格。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重要渠道的文学，在任何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重塑着民族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血脉长存不衰。可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继承，一个没有或忽略了文学的民族只能是无根的。正是因为文化语文学的存在，才使人们的精神、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健康交流，也才有了健全人格的高扬。因此，文学教学应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浸染也是语文教学应有之义。自古以来，文学的教化功能都极为先贤所重视。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的“传道”，明显有对文化传承、传播的含义，其重要性超过了能力的培养、学问的积累。孔子说的更为直截了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语文的功能，一直都是困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难题，这从语文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国语”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淡化语文的文学性和文化性，“国文”则相反，突出的只是语文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语文”概念的最终确立，一方面肯定语文的工具性，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语文的文学性，从而还语文以真正全面的定义。语文，表征为各种语言现象，而各种语言现象背后，是浓郁的文学情趣和厚积的文化底蕴。为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创造美的能力。”并把“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文化现象的分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为新课标实施的一个重要目标。笔者有幸，教授过自一九九六年以来的高中各种版本的教材，并直接参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新教材试验，见证了教材改革的全过程。对比发现：新教材较之于老教材，编排更为科学合理，选文更注重文学和文化性；新标准较之于旧大纲，更强调学生情商的培养，尤其突出了语文课的文化性。这种变化，说明了在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育所要承担的使命。 　　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教学理念，语文教学过程注重语文的工具性而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对语文文本中包孕的文化内涵涉及甚少或者几乎不涉及。特别是应试教育（或者干脆说高考）思想的指导之下，高中语文教学成了透析各种语言现象的过程，听说读写各个环节，无不围绕语言进行操作。于是，入选教材的文章，不论有多优美、多深厚的文化底蕴，统统成了语言的解剖标本──老师条分缕析详加讲解，学生兼收并蓄逐一复制。至于所谓的探究性学习，也只能是粉面敷金图个好看罢了。曾经听过一位老师的示范课，讲授苏轼的《前赤壁赋》。这节课如果从文言的角度看，可以说无懈可击，考点所及各各到位，然而，大多数听课老师都觉得索然，课堂气氛也显得沉闷。作为一篇美文，被当成了纯粹的文言文讲解，而不是引导学生去品鉴文中营造的幽美意境，体味作者微妙而复杂的感情，鉴赏优美而雅致的语言，也不指导学生去探究儒道两种文化在作者身上冲突所产生的心理和审美追求的变化等等，又怎能激起学生的共鸣，生成审美欲望呢？我们不能说这堂课不成功，因为，在现行高考模式下，它确实能满足学生对于文言知识的需求。但是，很显然，如果按新课标的要求，这节课又是不成功的。这种语文的文化性与应试需要之间的矛盾，往往使教学无所适从，其结果只能是：教师疲惫，学生乏味，彼此心力交瘁。笔者曾对这样的语文教学作了一个很粗俗的比喻──杀宠物猪卖肉。把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为了考试的需要，精细地分解成肥、瘦、骨、肝、肠等，（尽管那是极不情愿的）分门别类让学生领了去，（那也是极不情愿的）而其中的教与学的情趣，审美和文化的熏陶，却是荡然无存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模式之下的教师、学生对待语文的激情之低，这种模式背离语文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之远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而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的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字形还是字义，都表现了古人文化创造的智慧和能力。至于以汉字为载体的词语、典故、古今文学和文化典籍，更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止在于教会学生能够娴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还在于传播文中所承载的“道”，即文化。在古代，语文教育一直和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这种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教育融合的教育体系实际上突出的就是对学生的人文、人格教育。孔子则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躬行者，他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