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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赋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摘要：赋作家那种上天下地、出神入化的丰富想象，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论辩铺叙以及充溢于作品中瑰伟壮丽的文采和铿锵有致的节奏韵律，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给中国文学增加了奇光异彩。 　　关键词：“宫廷文化” 赋 夸饰 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文体――赋。 　　 　　一、赋的文体特征 　　 　　从文体意义来看，赋具备如下特征。 　　（一）主观审美取向――形式 　　赋作家不太重视思想内容问题，大量的赋，不是渲染游猎场面的热闹，便是描绘宫苑廷堂的宏美。枚乘的《七发》，算得上是早期赋中的佳作，作品细致描绘了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和“要言妙道”七个方面的生活场景，最后要说明什么呢？“枚乘擒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窃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不过是向“膏梁之子”进一点讽戒之意。 　　一个方面的匮乏，必得在另一方面给予补充。赋思想内容的淡化、单调，使之势所必至的走向重视形式因素的道路。形式，在作赋者的心目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赋作家的成功往往意味着一种形式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不在内容，他们的创造，更多地表现于形式的创造。枚乘的《七发》，不同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杨雄的《长杨赋》也有别于班固的《两都赋》。若讲内容，难分高下，但从形式看，的确是各有创新、各尽其致。因此在赋创作中，赋作家最感兴趣的，一般都是作品的体式结构、幽思奇想及词藻的华美等。他们的创作过程，一般都很艰苦。杨雄为了作一“小赋”，曾大病一年。司马相如“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之所以会如此，就是由于他们懂得相互之间思想内容相差无几，要更胜一筹，只能在形式上争奇斗巧。 　　对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极大地增强了赋的艺术水平。赋作家那种上天下地、出神入化的丰富想象；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论辩铺叙以及充溢于作品中瑰伟壮丽的文采和铿锵有致的节奏韵律，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给中国文学增加了奇光异彩，描绘精细，奇想联翩，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形象思维能力。 　　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必定造成形式的僵化。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表现于文学，思想内容千变万化；而形式则具有可模仿性。一种有影响的形式出现后，总要引出后起者的竞相模仿。注重形式因素的赋，由于内容的匮乏，只能更加倚重形式；但越是依赖形式，形式越是难以发展，越要僵化、停滞。在这里，对形式的重视，反成为发展形式的阻碍。这是因为，形式的优劣区分比较鲜明，而一种好的形式被社会接受后，其它形式便很难与之竞争，比较省力的办法只能是对这种“好形式”的模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扬雄说：“能读千赋则善赋。”读过的赋多了，对赋体有了一定把握，只要有模仿能力，便有希望学会写赋。创造是艰难的，而模仿则总比较容易。正由于此，模仿行为在赋创作中较之任何文体都更严重。还在它产生的初期，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套路。如写宫苑城郭或山川河泽，必定“其东则……其西则……其南则……其北则……”；寓讽谏之意，必定有主客问答，“客”从反面提出论点，“主”层层辩难取胜告终；文章的起承转合之间，大都不外“且夫”、“至若”、“于是”几个有数的字眼。至于追求神异诡怪、生词僻典，也好象成了创作信条。而体式结构的模仿，更加明显。枚乘作《七发》，随后便出现了东方朔《七谏》傅毅《七激》崔?S《七依》张衡《七辩》徐干《七喻》曹植《七启》陆机《七微》，张协《七命》，形成一种叫做“七”的名称的文体。班固《两都赋》问世，张衡写了《二京赋》、左思写了《三都赋》等，尽管都是大家，形式上规仿模拟的痕迹仍很明显。 　　赋后来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化变异是非常深刻的，但其内容淡化、单调，极重形式而又形式僵化停滞的基本特征却基本没有改变。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兴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致敬电”之类，实际便可视为赋的一种变体，两者的存在形态具有许多内在的一致性。从内容看，“致敬电”大同小异，没有多少区别；因此，要写得美，写得动人，就需要在形式上下大功夫。最早的一些“致敬电”也确实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不少人对文章的华美大加赞扬，如《一月的风暴》《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等，在当时确也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如汉赋一样，写作“致敬电”后来也从重视形式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后起所有的“致敬电”都很少有新形式的创造，而是不知疲倦地模仿沿袭开初那几篇的写法，也形成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