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doc

前 言 　　《周书》卷16《赵贵等传》“史臣”曰：“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1]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66《天下再三分》条中从三分之局对“周室定三分之业”加以发挥：梁中大通六年（534年）魏别东西，天下三分，至陈太建九年（577年）周灭齐，为南北。“周之兴稍后于齐，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后，灭齐后三四年而亡。齐与周几几乎若同起同灭者，彼时天下实有鼎足之势。邵尧夫云：隋，晋之弟（子？）也[2]。愚谓，陈、齐、周亦亚魏、蜀、吴。《周书·赵贵等传》史臣曰：‘周室定三分之业’，信哉!”[3] 　　周灭之前，中国已为南北对峙，而王氏以周之灭与鼎足之势有关，其意不能详知。大概是以杨隋篡周统，得利于北齐已灭，南朝又弱，威胁不大，得以大胆行篡统之事，故如此说。如果这个分析不误，那么，可以认为王氏极有眼力。但是，王氏没有言及“周室定三分之业”的一个重大契机即侯景之乱对西魏北周杨隋的重大意义，使人感到不足。实际上，西魏能够由三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三国中最具优势的国家，与侯景之乱有极大关系。西魏乘侯景之乱取得大片梁土，使版图几乎扩展一倍，实力得以增强，战略地位得以提高，外交得以改善，制度得以改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周绝难灭齐，隋绝难灭陈。 　　与王氏不同，陈寅恪先生则从“关中本位政策”解释西魏的崛起和北周并吞高齐的原因[4]，这也涉及了“周室定三分之业”的内容，极具启发意义。但这一政策不过是“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从而能够“内安反侧，外御强邻”[5]。因此，这政策只能使西魏北周成为一个富于战斗力和稳定性的国家，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东西魏分立后，虽然东魏明显强于西魏，二国连年战争，但东魏并不能灭西魏；不能说仅靠实行此政策就能使西魏北周强于其东南二敌，因为大统十三年以前，西魏毕竟少，资源乏，根本不能和它的东南二敌相比。西魏由弱变强实是在宇文泰未死，西魏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未至矛盾不可调和之际，能够乘侯景乱梁之机而取大片梁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实为机会使然。所以，在我看来，对西魏北周终能强于其东南二敌的原因，还可以再作讨论。 　　关于侯景之乱，国内外学界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仁智互见，但都不同程度地帮助我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不过，总的说来，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些有待深入的层面上，许多历史因果还未能说得很清楚，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不足。这不足有三个方面： 　　(一)学界往往注意侯景乱梁，而对侯景乱东魏较少留意。这影响着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因为从公元534年（东魏天平元年、梁中大通六年）开始到577年（北齐武平元年、北周建德六年、陈太建九年）结束的三国鼎峙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34年到547年（东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统十三年、梁太清元年）。这是北方二国即西魏东魏战争，南朝萧梁多静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国战争，实际上是北魏末年大乱引起的战争的延伸和继续。第二阶段，从547年到557年（北齐天保八年、北周闵帝元年、明帝元年、陈永定元年）。这是因侯景乱东魏后三国自身及其相互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使东魏高氏代元氏而建北齐，使萧梁灭亡而陈朝继起，而最具意义的，则是使西魏由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最具优势的国家，宇文氏也终能废元氏而建北周，北周承继西魏的优势继续发展。第三阶段，从557年到577年。这是三国——陈、齐、周——关系相对和缓的阶段。和缓的标志是：首先，三国之间虽有战争，但几乎都是在既定疆界内发生和结束的，没有造成三国疆域的大变动，而且战争也不频繁了。其次，三国之间频繁地通使。但是，在此阶段，三国都仍在各自寻找机会，所以，和缓的表面之下有着更微妙的争斗的暗流。终于陈得周怂恿、默许而取淮南（即江淮之地），继之，周灭北齐并逐陈人出淮南，历史又回复到南北对峙状态。但这与534年以前的南北对峙根本不同了。因为534年以前的南北对峙，是有均势存在的，而在577年以后的南北对峙，已经全无均势可言，北绝对地强于南。如果说陈、齐、周鼎峙时，南朝还有改变其恶劣处境的某种可能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577年后，这种可能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北并南的趋势已经完全不可逆转了。所以，从宏观上注意侯景乱东魏，有着很大意义，这不仅因为侯景乱东魏与侯景乱梁有一定因果关系，而且因为侯景乱东魏是对534年后形成的三国鼎峙格局的第一次带有根本性的破坏和冲击，是促使三国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二)学界对侯景乱梁，往往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较少关注侯景乱梁与北方政局的关系。实际上，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