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doc

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 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概要 孙金荣 苏州科技大学（筹）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专业研究生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而富有智慧的民族。数千年来，她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认识思想发展的宝库，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着极其光荣的地位。在人类认识思想的发展史上，早在我国春秋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明确地把认识归纳为“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较突出的，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 知行关系问题的分期及其形态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和“行”及其关系问题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和后期墨家都分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知行观点。而后，荀况及其学生韩非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他们的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对知行关系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 第二个时期，是两汉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充等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对董仲舒所主张的“法天之行”神学唯心主义的知行观的批判中，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王充的“知物由学”，“学贵能用”的知行观，标志了中国知行学说的新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佛教的输入以及儒、道、佛三教合流趋势的产生和发展，哲学思想包括认识思想方面的斗争则表现得十分复杂。当时，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玄学知行观，特别是佛教的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宗教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相对地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建、范缜和刘禹锡等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为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根据，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即所谓理学提出的“知先行后”说，和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即所谓心学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知行观最完备的理论形态，然而也是最高的发展。在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的斗争中，先后涌现了以王安石、张载、叶适、陈亮、王廷相、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等一大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都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并据此批判了“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它们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实质及其危害。其中，特别是王夫之提出和建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把知行关系问题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第五个时期，是近代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仍然恪守唯心主义的“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说外，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严复、谭嗣同和章炳麟等人，由于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提出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坚持某些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点，而且还表现出极大的不彻底性，甚至最后走上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只有孙中山适应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在进步潮流的推动下提出和建立了完整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孙中山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既是对唯心主义知行学说的否定，又标志着中国旧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终结，同时，它还是向辩证唯物主义知行观过渡的中间环节。 在上述五个时期中，关于知与行及其关系的问题之如何解决，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点和唯心主义的知行观点，是根本地对立着的。就唯心主义的知行观点来说，主要有老聃的“不行而知”；孟轲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庄周的“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董仲舒的“法天之行”；王弼的“不行而虑可知”和郭象“坐忘”的玄学知行观；佛教四大主要宗派提出的“五位修行”、“止观并重”“初发心时，便成正觉”、“顿悟”等宗教知行观点，一直发展为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就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和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点来说，主要有孔丘的“听言观行”；墨翟的“言足以复行者尚”与后期墨家的知行观；荀况的行高于知，知明而行；韩非的言必责其用，行必求其功；王充的知物由学、学贵能用；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范缜的浅者为知，深者为虑；柳宗元的行道及物；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张载的知由内外之合；王安石的五事以思为主；沈括的当观象以求；叶适的无验于事事物物其言不合；陈亮的当理而后动，审势而后为；王廷相的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方以智的以实事征实理；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颜元的习而行之；戴震的血气心知，一直到孙中山的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