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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捕而导致国家赔偿案件调查分析 　　为了调研错捕而导致的国家赔偿案件的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我们本次共抽查12件国家赔偿案件。其中，5件属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占国家赔偿案件总数的41.7%。另外7件属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占申请国家赔偿案件总数的58.3%。 　　一、错捕案件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一）受“疑罪从有”观念影响，不能严格执行逮捕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的，应具备三个条件：（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因此，正确理解、掌握逮捕条件，是做好逮捕工作、提高逮捕质量的关键。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不能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有证据证明。但在实践中，上述规定在“疑罪从有”观念影响下，个别检察人员对规定打了折扣，致使犯罪嫌疑人在没有确凿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被错误逮捕，最终引发国家赔偿。 　　如某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抢劫对马某等三人批准逮捕时，证明三人有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口供，公安机关虽然也收集了一些现场提取的证据，但因这些证据或者是因为无法作出统一比对，如现场提取的受害人衣物，经与三犯罪嫌疑人的血样DNA检验鉴定，因检材DNA含量过低，鉴定结果无法做出同一的比对；或者是因为未进行同一比对，如现场勘验时发现的脚印是否与犯罪嫌疑人的一致，公安机关没有没有和犯罪嫌疑人的脚印进行比对。以上这些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未经查证属实。在此情况下，某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批准逮捕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决定，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定的批准逮捕条件的，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规定。以致该案两次退回公安机关，后该县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决定。 　　（二）认定证据能力不高，证据意识不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监督制约不够 　　实践中，大凡司法机关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宣告无罪等，多是因为证据不足。这说明及时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对于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是何等的重要。同时，也反映出公、检、法三机关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上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如在余某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中，公安机关在对案发第一现场及运输现场证据没有收集、固定情况下，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向检察机关报请逮捕。而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主要证据未予提取、收集、固定情形下，仅仅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作出批准逮捕三名犯罪嫌疑人决定，这就使检察机关在逮捕环节监督、制约公安机关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二、错捕原因分析 　　（一）轻信口供，把握、认定证据的能力弱 　　个别办案人员证据意识弱、把握证据能力不高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造成错捕的重要原因。如余某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中，三人在侦查阶段一直作有罪供述，但在审查起诉阶段，三人以被刑讯逼供为由作无罪供述，检察机关结合其它证据综合分析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三人作存疑不诉决定。本案中，从发现被害人尸体现场勘查反映，能够证明这是第二现场，但是从公安侦查到检察院批捕环节，案发第一现场及认定运输被害人尸体方面的证据缺失，而这些证据正好与三人作案第一现场、运输路线、运输工具等具有承上启下的内在关联性。这一事实证据的缺失，导致证据链断裂，是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出存疑不诉的重要原因。在审查逮捕阶段，案件承办人员根据三人的有罪供述，结合发现尸体的第二现场留下的相关证据，简单认定有证据证实三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忽视了本案的第一案发现场及运输被害人尸体方面的证据核实，导致错误批捕。还如李某等三人涉嫌抢劫、强奸案，在侦查机关未对案发现场脚印和指纹等关键证据予以提取、未对被害人身体残留精液及时送检而缺少关键性证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仅仅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就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凸显出案件承办人员把握证据、分析证据、运用证据的能力不足。后此案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存疑不诉决定。此类案件共7件，占国家赔偿案件数的58.3%。 　　（二）对案件定性认识不一致 　　一些案件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如主体身份的特殊、行为特征的非典型性等，导致公、检、法机关甚至审判机关内部对案件定性和认识不完全一致，从而在捕与不捕、罪与非罪上的看法迥异。 　　如乔某贪污、挪用公款案中，乔某系长城公司（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在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聘任人员。期间，乔某因涉嫌贪污、受贿罪被某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后被拘留、逮捕，一审被某县法院以挪用公款判处有期徒刑8年，县人民检察院以其贪污罪行未予追究为由提出抗诉后，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县法院再次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县人民检察院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