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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汗远征日本史事补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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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元寇袭来”为题、关于忽必烈汗“征东”事件的研究,曾经风靡日本学界:文章千数、作家百计。本章通过新资料的发掘,提出以下感观:1、合罕“国信使”出访的“辱君命”,与受命者的个人“素质”无关,而与朝廷上下普遍将此举视作“攘夷”行为有关。2、“文永之役”进攻方的兵力实为三万三千;而“弘安之役”的士卒构成:“江南军”以新附军为主,而“东路军”以汉、女真军为主,同时也有新附军。3、关于“江南军”的经行路线,曾经舣舟于“耽罗岛”,那是由于前锋遭遇风暴未能担负向导责任的缘故。四、飓风到来前夕“征东”军的屯驻地,不仅在于“鹰岛”一隅,还包括“平户岛”和可能在今糸岛半岛海岸的“髑髅岛”;而在各军事单位中,还有“全师”归返的伯都万户的部下。
一
元朝兴师远征日本国,显然与合罕数度遣使谋求“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始终遭到坚决拒绝有关。据《元史》卷208《日本传》:自至元三年至十八年,合罕前、后派遣了黑的、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等五位“国信使”出访。就出访而言:黑的、殷弘,或中途折回、或及境不纳;赵良弼,求见未遂、滞留馆所;而杜世忠、何文著,别道行进,遭到杀戮的命运。[1]按照一般的情况,有辱“使命”每与“使臣”的“素质”有关。胡祗遹《紫山集》卷8《送殷献臣奉使日本序》:“奉使之任亦难矣,上命下臣受命以行,皆不可以率易。择人之不精,与夫不自揣度,徒以不敢拒命为恭,其于败事则一也。然则辱君命者,臣之罪,择臣之不精者,能独免天下之议乎!奉使之职有二,守常、从权而已。若夫讲信修睦、吊凶庆吉、送往迎来,厚薄有定,尊卑有序。和好无事,规规然奉守常宪,从人人能之。虽然,犹于临轩发命,试其言语,观其容止,议其学问、校其才艺,数者必备而后遣。及其时异事宜,变圮非常,一介可以代万兵,一语可以服强梗,不动声气,不劳宸虑,伸威定难于亿万里异域荒服之外,此岂庸人之所能哉”![2]然而,就合罕前往日本的“国信使”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系衔“知秘书监事”的赵良弼,乃是受到时人交口赞誉的“名臣”。作为“使臣”,不畏恐吓,临难不惧,倒也难能可贵。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至元七年春,授[赵良弼]高丽安抚使;寻改经略使。公既受命,私念高丽、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为国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请。公自绝景岛登舟,径趋太宰府。既至,留公太宰府,专人守护。第遣人往返议事,数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户,兵刃交举;或火其邻舍,喧呶叫号;夜至十馀发。公投床大鼾,恬若不闻。如是者三日,彼诈穷,变索公,呼守护所大加诟责:彼来请受国书。公言:国书当俟见国主日致达。数欲胁取,公以辞拒之,啧有烦言,随方诘难,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上慰谕遣还。其国主拟奉表议和,会宋人使僧曰琼林者来渝平,以故和事不成”。“日本之行,寇盗之间隔,风涛之艰险,异俗之狠戾,濒死者盖以百数,卒之全节而归。古所谓有专对之材,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3]而“国书”的呈奉,《元寇の新研究》第6章《赵良弼の日本奉使と高丽に於ける元军の屯田》录《赵良弼事状》:“缘皇帝圣训直至见国王并大将军时亲手分付”,“若使人强取,即当自刎于此”。[4]
黑的、殷宏,在王氏高丽的相关记录中稍有“微词”。郑麟趾《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元宗八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黑的、殷弘)至巨济[岛]松边郡,畏风涛,却令遂还”。[5]且不论黑的于王氏大臣李藏用事件勇于担当责任、似非怯懦之辈;[6]但就别字为“献臣”的“礼部侍郎”殷宏来说,无疑是位颇得时人称赞的“通儒”。魏初《青崖集》卷3《送殷侍郎献臣使日本序》:“至元三年,既受诸国朝贺,将遣使谕日本国敷宣圣意。命朝臣择其人,宰相以殷君侍郎(弘)应其选,制曰可。京师去日本不知其几千里也;殷君受命,言笑自若,用是知殷君能审轻重者矣、通经书者矣、公无私者矣”。[7]当他不幸染病去世后,时人为之所作的“挽辞”无不留露出对其品性文才的钦敬、对其才志未酬的惋惜。王恽《秋涧集》卷15《挽殷签事献臣》:“扶病南来喜盍簪,激扬似为失前禽。气冲豸角空馀烈,响绝朱弦得好音。一节尽高完璧事,百年谁了盖棺心。醉魂不到黄垆夜,梦绕三山碧海深”[8]。《青崖集》卷1《挽殷签事献臣》:“曾扈龙旗北斗傍,远持使节到扶桑。性情邃密希前宋,诗笔淋漓近晚唐。方倚细陈清泪疏,不期便入白云乡。伤心千里燕南道,落日鸦啼垄树苍”[9]。
毫无疑问,对于孛儿只吉氏君主而言,遣使乃是“天朝”的一次“攘夷”行为。《元高丽纪事》:“至元三年八月,遣国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等奉旨至[高丽]国,谕以日本国通好事。诏曰:至于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王禃)宜任之”。[10]初时书写但在稍后转达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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