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docVIP

46.3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正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于心理学，但是，它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心理学或许又非常不同。对客观结构（structures objectives）的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对认知结构（structures cognitives）的探索，而行动者（agent）在对于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世界的实际认识中正是运用这种认知结构：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prmcipe de vision）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e）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e）为特征的两种研究方法，尽管它们在逻辑上不可分割，但是这项研究要求我们要么侧重于探索客观结构（如本书第三部分）；要么则相反，侧重于分析行动者的行动和表现中的认知结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行动和表现，行动者建构着社会现实，协调着他们赖以实施相互交流的条件（如本书第一部分）。但是，对结构和“机制”的分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真实的表现力，只是因为这项分析是对行动者（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进行判断和从事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感知图式、评价图式和行动图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尽管学校确实让人想起一台巨大的认知机器，这架机器根据学生在前一次分配中的位置，连续不断地再分配着经过它检测的学生，然而，教学机构的分类行动其实只不过是行动者所完成的成千上万次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千上万个效应的集合——他们行动着，就像无数台认知机器，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但在客观上又配合默契。反过来说，对行动者的建构行为进行分析，即对他们在表现中和实践中实施的建构行动进行分析，都必须重新把握他们表现在这些表现和实践中的认知结构的社会起源，只有这样，这项分析才具有全部的意义。此外，尽管这项分析同样是以主观经验来理解社会的先天形态，但是它仍有别于人种学方法论学家所作的各种类型的本质性分析——他们总是以或多或少经过革新的面孔推出这些东西来迎合时尚：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着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在社会关系上建立的偏爱体系（systèmes de préférences）的基本结构，是人们选择学校、学科，甚至选择体育运动，选择文化和政治观点的最根本的统一原则，它可以通过某种可认知的关系与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联系在一起。以名牌大学的学生为例，在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方面，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就是在权力场域的两个极点（pōles）之间建立起来的。 人类学不是一门社会物理学，但是也不能将它归化为现象学或者符号学。统计学能够帮助我们阐明某些过程，比如说，最终导致对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进行差异淘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错综9复杂之中却表现出了如此的规律性，以至于我们真想借助机械论者的暗喻手法来描绘它们。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某些情性的并且可以互换的物质颗粒，而是可以区分的具有辨别力的行动者——正是他们完成了无以记数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活动，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变革。不过，这却远不是动机明确的能够产生行动的意识。判断力既是分类行为的根源，也是分类产品的根源，就是说，判断力是实践活动、话语（discours）或者各类作品的根源，因而这些活动、话语或者作品都是能够区分的，也是能够分类的。由此说来，判断力并不是意识的理智活动，确切地说，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habitus）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判断力是分类与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主导图式（schème générateurs）：这些图式在实践中运作，却没有明确的表现；它们是社会空间中的差别位置（position différentielle）以习性（disposition）的形式混合后形成的产物——斯特劳森（Strawson）对社会空间作了确切的定义，即位置的互为外在性。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由于惯习总是与某一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在结构上也是如此），因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作为惯习混合形式的某些图式来表达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的或相互对立的位置空间（如：高的／低的），同时也表达关于这个空间的实际立场（诸如“不论我身居高位还是低位，我都应该坚守我的立场”之类）。通过确认自己在环境面前的自主性（而不是屈从于环境的外在确定性，比如说，物质的外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