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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与大洪水研究 　　2014年11月2日，“不尽丹心―――蒋兆和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一幅名为《大洪水》的作品。这幅3m×2.7m的大型宣纸水墨是蒋先生创作于1947年的作品，此前一直流落于海外，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收藏，通过各方的努力，这幅杰作终于得以回国展览，使中国观众有幸欣赏到了这幅震撼人心的作品。 　　这幅画的历史可谓曲折―――1947年蒋先生创作的这幅画，在完成之后不久就流落到了海外，1951年在梵蒂冈举办的“传教士寻访各国宗教艺术展览会”上，这幅作品被康斯坦丁?卡西涅利先生购得。1995年，卡西涅利先生按照他已故妻子的遗愿，把这幅画捐赠给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此后一直悬挂在总部的入口处。在梵蒂冈为这幅作品开具的购买发票上，画家的名字被写成了“Chang Chao-ho”，然而在画作上，并没有画家的签名，因此长期以来国外的机构和收藏家一直不知道这幅作品的作者是谁。最终经过意大利和中国的若干研究机构、学会的调查辨认，得以确认这幅水墨的创作者正是蒋兆和先生。 　　在被这幅失而复得的作品震撼的同时，我不禁想问，蒋兆和先生为何会在1947年创作这样一幅作品？这幅《大洪水》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其所表现的到底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艺术的虚构？笔者在此提出几种猜想： 　　假设这幅作品是蒋先生对某次洪灾的真实记录，为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其一，1947年前后在中国境内有无洪灾；其二，如果确有洪灾，那么发生洪灾的区域与当时画家活动区域是否重合。 　　笔者因此查阅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国历史大洪水》等资料，发现在1947年前后中国境内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洪灾，只有在1946年安徽等局部地区有小型洪灾发生，但这些地区又都与画家活动轨迹不符合。因此这幅画应该不是一次真实洪灾的记录。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画家曾经历洪灾或听人讲述洪灾经历，并于1947年根据记忆创作了这幅作品呢？ 　　通过对蒋兆和生平事迹的深入研究，并对比《中国水灾年表》等资料，笔者找到蒋兆和有可能经历的洪灾，分别是1920年的重庆水灾，1931年的江淮大水及1939年京津地区洪灾。 　　重庆水灾发生于1920年，根据《中国水灾年表》记载，岷江、沱江、涪江和乌江于该年发生严重水灾，沿江20余县受灾较重，四川潼南县淹死千余人。潼南县与蒋兆和的家乡泸州相邻，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年仅16岁的他只身离乡流浪，我推测也许与其家乡这次的水灾有关。蒋兆和可能经历的另一次洪灾是1931年的江淮大水，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同时发生洪水，影响范围极广，南至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到四川盆地。这次水灾被认为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仅长江流域泄洪区的死亡人数就高达14万5千人。1931年，蒋兆和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上海、南京等地，正与江淮大水的受灾区相吻合。第三次严重洪灾即1939年的京津地区大洪水，北京西部昌平、三家店一带受灾严重，蒋兆和从1937年之后便定居北京，从时间上看应该是经历了这次洪水的。 　　总之，从四川到江淮，再到京津地区，这些蒋兆和生活过的地方都曾经先后发生过严重水灾，并且在时间上也符合画家的人生经历。因此，画家亲身经历或曾听人转述过水灾情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些经历、见闻，很可能是蒋兆和创作《大洪水》的素材来源。然而，这几次些洪灾都不发生于1947年，那么194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契机触动了蒋先生于当年创作出这样一幅的作品呢？我做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推测： 　　其一，是1947年的花园口大堤合龙。这件事还要追溯到1938年，当时侵华日军攻陷了徐州，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责任推到日军头上，对灾区百姓也说是日军炸毁大堤。美英等国舆论也纷纷谴责日军。抗战结束之后，这件事情的真情才被慢慢披露出来。那这件发生于1938年的决口事件与1947年的画作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联系就是1947年花园口大堤的修复合龙这本该是一件喜事，然而却勾起了全国人民对这一惨痛灾难的记忆，众多媒体也开始陆续披露当年决口事件的实情。由于当时报纸广泛的报道，我们有理由相信，蒋先生在1947年是了解这一事件的，当年黄泛区的种种惨状重新被提起，无论其在心理上将这场灾难归咎日军的轰炸还是国民政府的错误决策，都不能改变这次惨痛的灾难是一场人祸的事实，众多媒体的报道、追诉，有可能激起他以这一事件为背景进行创作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