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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国光烈士传记（附：日记摘抄） 烽火中的英魂 ——付国光烈士传记 付国光，生于1916年3月22日，幼年丧母，盐山县百尺杆人。先后在本县高小、沧县河北省第二中学和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读书。1935年，他在北平积极参加了“一二·九”革命学生运动，因此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中途辍学。1936年8月，考入西安大学继续学习。同年，“西安事变”爆发，他在古都西安又积极参加了声援张、杨，反对内战的革命运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放弃了在西安求学的机会，于同年秋从西安返回家乡，参加了革命，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德日记中回忆录这段经历：“开始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低级的，感性的，只是同情而已，并不知它的用处，更不知他所代表的普遍真理，自己只愿做一个同情者，还不愿为这一真理而奋斗终生……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涨年度及由此而掀起的革命学生运动的浪潮中，自己开始认识实际的群众力量及革命力量，然而在西安事变的伟大事件中，自己开始接触了工人，开始认识阶级本质及真实的共产主义道路，在伟大的实践中，使自己认识了共产主义这一真理”。 1938年8月，盐山县抗日廉洁政府成立，付国光同志在文教科工作，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后来又调任冀鲁边区总战委会宣传部长、冀鲁边区文救总会出版部长，1939年初调任冀鲁边区《烽火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这时的《烽火报》社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有两架中型石印机，没有电台，收不到来自延安的消息。《烽火报》是三日刊，四开四版，每期只能印1000多份，远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付国光同志四处奔波，他向区党委请示，要求建立健全报社机构，扩大组织；他找到出版科的同志，要他们想方设法再去购买石印机；他又派采购人员到敌占区买回电讯器材，自己动手组装电台。还派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买回一令令白纸……到1940年春，《烽火报》社已有工作人员100多人，大型石印机五台，电台也组装成功，收到了延安的电讯，五台石印机日夜开工，三日刊改成了两日刊，每期发行到5000份，为促进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1940年，日寇对我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边区环境恶化。付国光带领《烽火报》的全体人员辗转活动于宁津、乐陵、盐山一带，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印发《烽火报》同时还挤时间印制了厚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传苏联成功的经验，激励同志们奋勇前进。 1942年7月，《烽火报》做为中共冀鲁边区党委的机关报，改名为《冀鲁日报》，付国光仍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此时，冀鲁边区抗战已进入最艰苦阶段，日军纠集上万兵力，对这一地区不断进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报社经常活动的一分区环境更为恶劣，一地委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织部长邸玉栋、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边区妇救会主任崔兰仙相继牺牲。付国光带领精简了的报社工作人员轻装东进，来到渤海之滨的盐山县东部，重新筹集物资。不久，《冀鲁日报》又在这里发向全区。 付国光同志身体一直不好，长期艰巨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旧病又染新疾，终于病倒了。边区党组织安排他到环境较安定的清河区后方疗养。经过四个多月的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付国光即于1943年4月11日返回工作岗位。当时盐山一带环境也已恶化，做为报社的负责人，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整顿报社的工作。不久，报社被敌人冲散，石印机也被敌人剿去。面对严酷的现实，付国光并不悲观，他召集跑散了的部分工作人员，带上仅有的两台油印机，由盐山转移到庆云县北部，继续出版油印的《冀鲁日报》。 1943年9月下旬，付国光同志正在庆云县小魏家一带布置报社工作，敌人又开始了秋季大扫荡，采取“拉网合围”方式清剿根据地，来势十分凶猛。9月26日晚，细雨连绵，劳累了一天的付国光与当时同在该区工作的胞妹付素梅同志住在魏庄一堡垒户家中休息。首先藏好了携带的文件，和房东定好了应急的称呼，准备前半夜休息，后半夜转移，但由于过度疲劳，没能按时醒来。次日拂晓，驻在附近的几十名鬼子和汉奸突然包围了村子，搜抓壮丁，付国光同志未能及时隐蔽，即被翻墙而过的敌人抓住，同全村男青壮年一起，被赶到大魏庄。鬼子见他手上没有老茧，不像老百姓，又见他衣服上有墨水痕迹，怀疑他是八路军，逼问口供。付国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便对他施用了酷刑：灌凉水、灌辣椒水、用香头烧腋下……他只字不吐。敌人又把他绑在大树上，以死相威胁，他仍不屈服。残暴的敌人见无计可施，恼羞成怒，连刺十多刀，杀害了付国光同志。 敌人走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战友们把付国光同志的遗体连夜秘密送回家乡安葬。 付国光烈士日记摘抄 说明 在艰苦奋战的年月里，付国光同志写下了长达十几万字的日记，记载了自1943年元旦至9月26日牺牲前他的工作、生活、学习情况。这两本日记至今还完整的保存在烈士胞妹石磊光（即付素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