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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所见文学接受和批评资料及其价值 　　摘 要：民国及民国以前所修的族谱，在人物传记、行状、墓志、家规、诗文序及其他诗文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中下层读书人阅读、批评、接受古代经典作家及作品的资料。这些资料虽无特别异常的内容，但对于了解普通读书人的文学认识、充实并完善古代文学批评与接受史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进一步了解普通民众文化需求及文化活动过程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族谱;文学批评;文学接受;非主流 　　作者简介：张廷银（1965－）男，甘肃环县人，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７）０５－０104－０７收稿日期：2006-12-17 　　 　　族谱是我们了解普通民众鉴赏、学习与传播古代文学状况的重要资料。我们以往从学术角度所关注的都是来自文学批评家的声音和行为，而族谱中的这些资料则可以使我们感知到下层人士的心态和行为。族谱中的文学批评与接受资料，大致有四种表现情形：一是在人物的小传、行状、墓志、寿序中，概括某人鉴赏或接受古代文学的态度与观点；二是在为他人的诗文集题序时，同时也介绍自己的文学见解，而作序者本人的文化地位则比较低微；三是所收录族中某人的诗文作品中，也流露出他的文学观点；四是“家训”、“族规”中的某些条规也反映该族群的集体文学观点。兹分别论述各种情形，并说明其在文学接受及批评研究中的价值。 　　 　　一、行状系传及寿序中所反映的文学态度 　　 　　族谱中的人物传记、行状、墓志和寿序文有确切出自某人之手的，也有不知其作者的，但在总结传主之生平事迹及创作经 　　历时，总要或多或少地介绍其所宗从的作家与作品，或者转述其关于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一般问题的言论，由此即可以反映出此人在沾溉前代文学作品时的态度、方法或对于文学创作与评价方面的某些概括认识。 　　如《松陵陈氏家谱?惟古公传》称，陈惟古“属文必追踪《史》《汉》诸大家，不屑屑于近体”[1]；《汪氏统宗谱》“白泉公传”称白泉公汪文盛“多读先秦两汉文，诗步盛唐”[2]（卷七十七）；《皋庑吴氏家乘》载韩?I撰《绍远公传》，称吴绍远“喜作诗，好香山、放翁二集，七律有宋人笔意”[3]；《高密李氏家谱》记述世邑廪生李叔白“作诗初学选体，后遍抚唐宋诸家”[4]（卷二）；《清河张氏族谱》载鲍玉林撰《龙川会垣公偕孺人传》说会垣公张拱辰“为文必以六经为根柢，以八大家为楷模”[5]（卷三）；《石城陈氏族谱》载美?k《胞兄印若传》曰：陈印若“最嗜古文，韩柳欧苏探讨尤切，尝与谈韩柳欧苏之文若驾车轻就熟路，若炳照数十而不爽也”[6]（卷廿一）。《中梅刘氏续修家乘》载毛一鸣《刘天简时艺序》，称其同学刘天简“凡四子六经暨《左》《国》《史》《汉》唐宋诸大家皆由庭训，而八股非其所素习，亦且不屑。天简受句读毕，乃荟萃有明及本朝诸大家经义，博观约取，昕夕玩索，遂能默契其微而驯造乎先民之?装隆Ｆ湮?文不一体，规仿先辈，各自成家，其邃于文也已。……天简殆所云能师古者也所云能自得师者也，所云焉不学何常师者也”[7]。 　　上引各条中所说的“属文必追踪史汉诸大家，不屑屑于近体”、“多读先秦两汉文，诗步盛唐”、“好香山、放翁二集”、“以八大家为楷模”、“为文不一体，规仿先辈，各自成家”等等，无论是概括传主的读书写作实况还是引用其他资料，均揭示了他们的阅读范围和写作崇尚。在前代众多作家和作品中，独取某家和某篇，这即是一种选择和舍弃，从而反映了他们的文学接受态度与思想。刘天简为文虽然不专主一体、不拘泥于一家，但相对于有人宗崇某家某派，同样体现了一种创作原则与方法的选择。 　　有些传记不仅概括了传主的文学接受态度，还间接地转述了他们关于文学批评与接受的言论，如佚名纂修明刻《程氏家乘文献》录曾?ぁ洞κ棵?哲程公墓志铭》云，程名哲“尤喜读《三百篇》，得诗人之趣，尝语人曰:人伦之道，莫备于《诗》，况可以兴观群怨，其可废乎?”；《汪氏通宗世谱》黄汝亨之《汪汝栋传》称汪汝栋“稍长，遂肆力于秦汉唐宋大家之文以及诸子百家无不博览，所为文多求古人风格，不苟合于时趋，尝曰：古人以事业为文章，故华实并茂，今人于文章求事业，故文行两失”[8]（卷五）；《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载方陶山《郡学膳廪生黄公瑞祥传》，称黄瑞祥恒言:“贾生俊发，故文洁体清；长卿傲慢，故理侈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味深；孟坚雅懿，故裁密思靡”[9]（卷二）；《包山葛氏世谱》载黄叔琳《葛君俊文传略》云葛俊文“长于诗，尤嗜陶渊明、李太白二家，虽造次颠沛，必携以自娱，尝言：二公之诗出自性情，非勉强而为之者也。他人多不免学胜，故不及二公。然二公亦互有胜处，盖李不及陶之清，陶不如李之放，吾言既出，虽二公复起不能易也”[10]；汪曾武所编《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