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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和社会史研究 　　 　　如何面对丰富浩瀚的族谱文献，学界长期聚讼不止，或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或极端否定其真实性。我们觉得：族谱中既存在真实性的史料，也不乏附会夸饰的内容。只要我们冷静地意识到这两个方面，我们便会分别用族谱的真实内容和不真实内容，进行社会史的分析研究，从而解释若干历史现象。 　　 　　族谱资料的史料价值 　　 　　中国向来有重视修史的传统，国有国史，省、府、州、县乃至乡镇村落有志，家族特别是有头有脸的家族都强调必须有谱，即家谱。史志是国家立国的根本，要灭人之国，首先要让人们忘却自己的历史。所以秦始皇灭六国后，要求把六国的历史书尽行烧毁，把有势力的家族迁离原来生活的地方，以消除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记忆。也有的统治者不惜篡改历史，像有些号称实录的东西其实并不都是事实。 　　但是长期以来，求真一直是修史者矢志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只有坚持了真的原则，人们才能对过去的情况有切实的了解，不然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讹传讹，而不知所终。 　　在族谱的修纂中，人们亦普遍把血缘的纯洁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凡改姓、入赘、过继都会影响血缘的纯洁性，因而修谱时被排斥在外。凡遵循这种传统的族谱，往往就能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一个家族的发展源流、起落兴衰、聚合离散以及家族的经济活动和活动范围，家族与地方社会事务、地方权力格局的关系，家族与地方政治乃至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等。有时国史及省、府、州、县志缺载的东西可以通过族谱得到补正，特别是人物事迹，族谱往往最为重视，且记载相当详细，因为这是家族树立自豪感的基本材料。我们今天将社会史的研究从政治史转移至社会文化史的过程中，民间史料与官方史志的相互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像历史上的著名文学家施耐庵，正史里没有关于他的传记，但在施氏家谱中我们就能见到很详细的记载。在开展民间社会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宗教史、华侨史、妇女史等诸多研究时，族谱都是一个重要的资料窗口。 　　谭其骧先生说：“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故谱牒不可靠，然唯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即移动的路线、移动的规模等方面的记载往往是真实的可供利用的资料。 　　 　　族谱的生产机理值得追问 　　 　　应该说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都会对族谱的修纂产生影响，对族谱记载的真实性形成考验。根据陈支平先生的研究，明清时期的闽北地区主要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那里修纂的族谱尽管部头不大，但较为客观、平实。而在闽南，商品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夸张炫耀的成分在族谱中就表现得较多，甚至血缘的纯洁性也被极大地冲破，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等现象大量出现。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姓、改姓、入赘、过继者都能堂而皇之进入族谱，关于家族始祖的追溯亦多存在附会现象，攀附名人的现象特别严重。当然，其他许多地方的族谱都存在这种攀附现象。正因为如此，族谱的真实性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或许在我们对族谱的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等现象有了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可对族谱作为史料的价值作出有区别的对待。 　　在福建地区的族谱中，有些大的族谱往往就是联宗合流的结果，族谱里记载的人员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同血缘性，他们之所以会凝聚在一起，往往是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之后所作的一种选择。首先，这里的社会风气中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倾向推动人们必须凝聚成大的家族，这样才能在宗族性或地域性的械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宗族的凝聚有时是凝聚商业资本的需要，特别是在需要较大资本的海外贸易中，不仅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而且也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本，在福建沿海，已经有儿子的家庭往往还继续收养螟蛉子，以便在出海贸易中，让螟蛉子承担巨大的风险。一旦螟蛉子躲过了风险，为家族赢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或许螟蛉子的身份就被隐匿。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族的凝聚往往与商业特别是高风险的商业活动相伴随，所以在闽北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宗族的发展规模就不如闽南那么大，宗族的活动也不像闽南举行得那么频繁。 　　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族谱去分析闽南商业发展的社会组织基础。闽南的宗族也都强调“孝悌仁义、崇功报德”，强调家族内的相互帮助、相互救济，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为了共同抵御外来的威胁，如倭寇、海盗或者是土匪恶霸的侵袭等。这是海洋环境下人们的一种生存谋略。作为海商，他们不仅要聚合同血缘的人们，而且要调动全村、全乡乃至整个地区的力量，有时他们还要与不支持海上发展的政府对抗，这些都迫使他们淡化宗族的血缘要求，而力图凝聚到更多的力量。 　　 　　清朝建立以来，非常注重家族在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统治者借鉴明朝经验，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