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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和文化学翻译研究范式对比研究 　　摘 要：文化翻译学与生态翻译学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是对文化翻译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译论的超越。通过对两种翻译观的对比分析，指出生态翻译学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文化学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