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研究　　以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为例.doc

PAGE PAGE 7 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研究　　——以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为例 　一、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乡村工业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　　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严格意义上说，“传统”抑或“现代”并非取决于时代而是决定于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过，“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108页。 ）就农村社区而言，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在当前主要看非农化程度，即乡村工副业的发展程度。如果某地还停留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及交换在内的工商业，那么，该地无疑属于传统农村社区。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要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同样，农村社区的发展也要有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乡村工业化是由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农村的必由之路，无非各地区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具体发展形式不一样而已。　　无论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是阿尔温·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理论，抑或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理论，都差不多地认为，人类的几次“文明浪潮”依次是农业社会文明、工业社会文明和超（后）工业社会文明。“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是三百年”，每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注：阿而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2页。）托夫勒认为，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而工业的兴起则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势头至今未见削减，渗透到社会基本结构、生产和个人活动等方面。美国未来学者甘哈曼认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一样，很快传遍全世界，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发生永久性交化，尽管他认为人类的第四次经济活动是诸如“读书、著作”、“仪式、艺术”、“观光”、“美食”、“度假”、“保障”等等，但这一活动仍然是工业经济活动（建设和制造活动）、后工业经济活动（服务性质经济）作铺垫的。（注：甘哈曼：《第四次浪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页。 ）。　　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化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改变国家面貌，是许多志士仁人、有识之士的共识。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中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1、400 页。）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对发展农村工业给予了高度支持和评价，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型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还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14页。）　　成功地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发展道路的集大成者当数费孝通先生。1936年，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吴江庙港江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经济在蚕丝业改革的推动下得到显著发展，这就使他渐次产生了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促动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路。对江村的“重访”、“三访”乃至多次访问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成功经验的启示，使得费孝通先生更是坚定、发展了这一观点。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中记录了粮食的增长和农民副业收入的下降，呼吁发展乡村副业和工业。1981年三访江村，他看到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发展，深深被“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和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所感染”。在《吴江行》一文中，费孝通明确指出：“吴江从温饱型经济上升到小康型经济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因为只有农村工业化，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改变农村面貌。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地处江阴鱼米之乡，面积0.96平方公里， 350多户，1500多人。该村在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董事长吴仁宝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奋斗，发展成为富庶、文明的现代化农村社区。1998年，该村社会总产值28.7亿元，销售收入27.61亿，利税3.61亿元， 人均收入9000元。他们既创造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村级物质文明，也建设了具有特色的精神文明，既有现代的理想追求，也有传统的文化沿承，连续十多年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华西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小农意识和产业单一的局限性，较早就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