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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外人才跨文化传播能力培育之的研究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中国从政治、外交、经济到科技、旅游业对于中译外人才的需求正逐渐增加。本文首先指出中译外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分析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中译外人才的意义，提议高校进行阶段式文化教学以培养中译外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关键词： 中译外人才 阶段式文化教学 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 　　一、引言 　　目前，我国中译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中国从政治、外交、经济到科技、旅游业，乃至一个产品的出口都需要与世界交流。如中美战略对话就离不开中译外这个关键环节，从最早的几百人到现在每年四千万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而且人数逐渐增加，中译外人才的需求量比以前大得多。一个是纵向的，中央到地方，也就是从国家级的对外交流一直到基层的对外交往的任务更加频繁和繁重。由此可见，中译外对中国人来讲也是特别需要的，并且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需求会不断增加，任务量越来越大。（黄友义，2008）根据中国翻译协会统计的数字，全国现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大概有50万，而这50万人里，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大约只有4万人；这4万人里，高水平的大概只占了不到5%。（沈苏儒，2008）目前中译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语言水平问题、工作态度问题、文化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中译外人才的意义，并提议高校进行阶段式文化教学，培养中译外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二、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于中译外人才的意义 　　跨文化传播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的交际活动。跨文化传播能力就是互动各方在传播中进行的认同协商的有效性。它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经过后天努力培养而成的，涉及认知、情感、行为和语用等诸多方面，展现了个体在不同传播环境下恰当、有效而有创意地运用认知、情感、行为、语用等资源的资质与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由如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对不同文化的修辞敏感性。第二，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立场的能力。第三，适度的移情能力。（孙英春，2008） 　　（一）对不同文化的修辞敏感性 　　在社会交往中，修辞敏感性强的人往往能就对方对自己行为的反映做出准确的预测，这种预测是以个人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洞察力为基础的。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The Bridge of the Madison Country。翻译这部作品的是社科院美国所一位资深研究员，她出于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读者心理的了解，准确地预测到书名要是直译成《麦迪逊的桥》，对读者就没有吸引力，至少从商业宣传角度说是这样的。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寻找那种带盖的桥，即所谓的“廊桥”（covered bridge）。实际上那种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很多。因此，译者根据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以及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把书名译成了《廊桥遗梦》。另外一个介绍中国文化的例子。1950年，要给驻中国的一些外国大使放电影，周总理挑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外交部翻译室翻剧情简介。他专门让秘书打电话告诉翻译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要翻成The love story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因为人家不懂。你就翻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周总理了解外国人的思维，预测到一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人家会一头雾水；但一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对电影的内容大致能知道一半，知道这是一个爱情悲剧，事先就能让他们了解这部电影的大概，这是一个翻译的创新，这种创新要求译者具备对不同文化的修辞敏感性。 　　（二）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立场的能力 　　译者在中译外时，应该具备这种描述性、非评价性立场的能力，避免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判断不同的行为，从而不自觉地产生民族、群体中心主义倾向，造成传播失误或文化冲突。英语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有很多迥异的地方，如陈明明曾指出：“中国的交流有一个特点，讲话的特点，特别是在政府部门中，……四个字的成分很多，修饰的内容很多，不断地会有修饰成分。从修辞学来讲就是，我们容易overstatement；而英文的特点正好是understatement，与我们不同。我们通过大量修饰加强表达的力量，这在汉语中是很漂亮的，但是在英文中这么做就不行，就容易有问题。”（陈明明，2008）笔者举胡锦涛同志和布什在华盛顿会面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进行的演讲说明这种英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同。招待会上，先是布什总统发言，他在第一段里使用了这样的措辞：“I enjoy my visit with President Hu. He tells me what he thinks， and I tell him what I think. And we do so with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