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研究的必要性和特点.docVIP

差异性研究的必要性及其特点 学号1101401026 姓名 刘颖 一直以来，对中西方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历时性的影响研究和共时性的平行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无疑不再完全适应当今世界的文化局势。在今天全球化不是一种概念而是即成事实的语境下，学术界提出差异性研究的概念，差异性研究旨在立足于中国的过去的和当今的语境，打破西方的“准则”，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主体与西方对话与交流。 首先谈谈差异性研究的必要性。差异性研究这一观念的形成源自于中国对西方的趋同性。或许出于对长期禁锢的反叛和对新的理论支柱的寻找，许多中国学者将西方标准普世化，按照西方的标准审视和判断中国文化。钱钟书曾经说：“中国的戏剧像五花肉”，其意是指中国没有彻底的悲剧，一段喜一段悲，有如五花肉的纹理一般；朱光潜也曾说：“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因而“没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悲剧”；王国维也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些结论都是以西方的判断标准为依据的。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看，这些“中国无悲剧”、“中国无史诗”的说法无疑都是伪命题，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有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和欣赏习惯，而这些伪命题的背后无疑透露出西方文化的强大的优越感，隐含着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权利模式。 再者，不断追逐西方的话题也是其趋同性的又一突出表现。例如，“文学终结论”的大讨论就因为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米勒教授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文学将要终结”的误读而导致的，在我看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和精神养料是绝不可能终结的，米勒认为脱离社会政治的纯粹的文学将会终结，而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理论批评的亦步亦趋的理论崇拜，导致被误读的“文学终结论”愈演愈烈。又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产生于西方发达的文化消费背景之下的，它强调“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但是国人很少顾及到自身的文化体验和中西方现实语境的差异，殊不知这种理论与中国的现状并不适应，审美的泛化导致审美的弱化和过度审美，阶层差异、快节奏的文化消费又导致审美的不足，因而实不可以将西方的文学评论生搬硬套于中国。 由于工业化发展与全球化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文化与资本联系愈加紧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蒸蒸日上，这无疑可以扩大文化的影响力和普及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是低质量文化、媚俗文化的增加。所以在这一点上，怎样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纯粹的欣赏性的特点，怎样处理好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体系的冲突，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差异性研究正是对中国学术研究“趋同性”的抵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抗与排斥西方文学批评，也不是固守本民族文化批评的传统，差异性研究恰恰需要在比较和对话中完成。下面谈谈两点： 首先，差异性研究必须有国际化的视野，通过设置不同的参照系，寻找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分歧和特点。就认知模式而言，中国人主张心领神会，主张全身心地感悟，而西方强调你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国文人习惯于具象化的表达，西方则强调理性的分析。《庄子·应帝王》中说“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从中可见古人就强调文化的整一性，不可过于“条分缕析”。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中西方文化虽有差异，但其中亦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参照借鉴。如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可以用于揭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制男权社会的真相；又如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可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的心理状态；后殖民批评则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为我们审视中西方文化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 其次我们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反思观照中，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与不足，强化民族的主体性，不再以西方文学批评马首是瞻。建构中国学派特色的文学批评，是差异性研究的目的所在。面对西方话语繁荣而本民族话语荒芜的窘境，我们首先要深刻反思，认识自己的不足。比如，中国文化缺乏否定的思想，正如古人一直认为“书无破注”、“代圣人立言”，我们一味地吸收与继承，却缺乏创造性见解。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相生相克、循环互补，看似变化而实则周而复始，缺乏“否定性”的思维模式。其次，对于西方文学批评，我们借鉴的同时，也该摒弃其文化中的糟粕，如古印度的“寡妇殉夫”的文化习惯，根本就是对人性的摧残而该被剔除的。关于理论的构建，老师给了一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夸父造日”，在我们苦苦追寻作为主体与西方交流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我们何不创造自己的“太阳”——立足于本民族的理论构建。 当然，面对当今价值观多元化和价值判断资本导向化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强化民族主体性，建构立足中国语境的理论体系，这需要做艰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