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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韦利及其中国典籍英译本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为例，从特有文化词和形象比喻词入手分析韦利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文化策略选择，探讨如何选择中国典籍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的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汉学家；《道德经》；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369-02 　　中国历史和文化主要依靠传统典籍记录其精华，跨文化交流加大了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脚步。国内外众多翻译家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本文试大胆选择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汉学家亚瑟·韦利，以及中国古籍英译本《道德经》作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典籍翻译的文化策略选择。 　　一、翻译中国典籍的原因和意义 　　21世纪文化交流与融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典籍只有抓住机遇才能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我们不但要正视机遇和挑战去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精髓，更要加强中国典籍外译的质量与数量，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通过把中华民族的典籍作品译到外国，能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独创性。将优秀的中国典籍译成多种文字到世界各地，能保存和传扬文化。而典籍里所蕴含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信仰等等也随之传到了国外。本文以亚瑟·韦利为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二、《道德经》简介以及在西方的翻译和影响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老子在《道德经》中探讨了宇宙的形成、自然的规律、国家的治理、身心的修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的哲学概念包括了“道”、“自然”、“无为”等。《道德经》用简单的文字揭示出深刻的哲学道理，西方学者也发现《道德经》中关于人与自然需要和谐相处的观点、加强德性的修养等，对弥补当时西方文明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亚瑟·韦利《道德经》翻译策略选择 　　（一）亚瑟·韦利《道德经》英译本语言习惯层面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典籍代表作，译者韦利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精通中国先秦典籍，先后翻译了《老子》、《诗经》、《论语》等。韦利《老子》的英译本是以王弼本作为底本，同时参照其它注本，加上自己少量的考证和诠释[2]。 　　首先本文从韦利译文文本的语言习惯层面分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在对译文文本整体的感觉上，韦利文本的英文更加流畅，在整句和虚词表达上也很灵活，使用的句式也都是“英语的树式结构”[3]，惯用复句和短语来取代原文文本中的单句结构；而中国的译家如辜正坤本的句式大多是由短句构成，在形式上与原文文本靠近，也符合“汉语句子是竹式结构”[3]的特点。这也是在典籍英译活动中母语译者惯用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句式。在对译文文本句式的感觉上，韦利文本在句式上追求异化，使得译语中的句子不能体现出原语中的节奏意境。在词的层面上：如第一章中，“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句，除韦本将“欲”处理为名词“desire”以外，其它所有版本皆使用上文的第一种断句法。 　　这表明译者主观意愿上试图整体运用较为归化的翻译手法来处理典籍英译，但局限于能力，仅能在字词上满足，在更高层面上，譬如句、语篇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韦本在译本的句子和整体语篇上体现出来的浓厚的英语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不经意间给译文增添的一股异化的风格。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可能采用了两种翻译方法如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这主要是，“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999：201）韦利先生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一种归化策略，但是作为一名伟大的汉语学家，肩负着为本国引进先进文化的任务，所以在进行翻译中使译文的整体面貌有着异化的风格。 　　（二）韦利《道德经》英译本的特有文化词翻译策略选择 　　中华典籍外译中，能识别“文化词”是首先必须涉及到的。翻译的目的之一其实是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之间建立文化对等。翻译中国典籍的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使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在译文中要尽可能的达到文化对等。因此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最大限度的保留中国文化词的特色显得尤为重要。 　　1、“道”的翻译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在原作中的含义也不相同。笼统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意思：一指感官不可达到的形而上得概念，是宇宙一切万物的起源；二指实物的规律；三指人生的准则或处世的道理。其中第一类含义最耐人寻味。简单的一个“道”字，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