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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洁建设问题的研究 　　【摘 要】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全面推进反腐败斗争从政治治理维度转向文化治理维度，以唤醒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自觉为价值旨归，进而为党风廉洁建设注入强大内生动力的党风廉洁建设问题研究呼之欲出。本文对党风廉洁建设问题的缘起，中西方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现状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希望以此为推动党风廉洁建设问题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党风廉政；党风廉洁；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37-02 　　一、党风廉洁建设问题的缘起 　　党风廉洁建设的文化自觉问题发轫于两篇文章，一是2016年11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第1版刊发的“中纪委2016年11月2日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二是2016年11月8日《 人民日报 》第3 版刊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上述两篇文章分别从“党风廉洁建设”这一角度做出了通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这一角度转换打破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表述惯例。中央的话语表述转换带动了体制内基层纪检监察部门、宣传部门、高校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相关内容表述上的话语转换。2016年11月以来，以“党风廉洁建设”为标题的论文数量相对于2016年11月之前大大增加。但是与之前出现的文章相似，从2016年11月以来出现的以“党风廉洁建设”为题的文章内容表述上看，绝大多数讲的仍然是“党风廉政”，“换汤不换药”现象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同一篇文章中将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相互替换使用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实践操作层面而言，很多基层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从业人员认为，中央的表述内容转换并未给他们惯有的工作程序、内容带来任何变化。上述现象表明，在“党风廉洁建设”问题上，学界和部分基层组织出现了“空转”“虚化”现象。2016年11月9日，澎湃网（上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侠客岛”的微信公众号的“‘党风廉洁建设’替代‘党风廉政建设’意味着什么？”的网络文章。该文打破了官方、学界在中央从“党风廉政建设”到“党风廉洁建设”话语表述转换事件上表现出的“‘群体性’静默状态”，从文字表述差异角度领会了中央的意图：中央的语言表述转换意味着“廉洁将不仅仅是‘党’‘政’两个系统的工作，更将拓展到所有的公职范围；甚至是与公权力、公职人员打交道的整个社会，未来也许也都将纳入到这一范畴。换句话说，反腐败将不仅是执政党内部的事情，更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职责与风气所在。”从2016年11月11日至2016年12月26日，张砥、邓联繁、江畔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表达了类似观点。上述学者虽然注意到了两个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有所差异，但从学理方面深究其中原由，厘清二者关系的文章尚未出现。当学术界还在研究中央做出上述表述转换即将带来的可能结果时，2017年1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中组部会同有关部委印发5个《办法》，用以加强和改进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消息。5个《办法》涉及到的主体囊括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高校、中小学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五大事业单位人员总数的70%。显然，从“党风廉政建设”到“党风廉洁建设”并非文字游戏，而是中共中央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宣布，反腐倡廉建设要从“党内”延伸到“党外”，要从“治标”走向“治本”，要从“治党”走向“治国”。这种转变凸显了“党风廉洁建设”相对于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更为明显的文化特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将有助于为我们理解这种特征凸显提供一种参考价值：“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1]（P.282）。可以说，党风廉洁建设的文化特征凸显，是我党反腐败斗争从政治维度向文化维度转换的一项标志性事件，其目的并不是要放弃政治治理，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唤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文化自觉，进而为反腐败斗争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因为就制度学派的角度而言，“文化”体现的是人的主观意愿问题，是本体论价值问题。这是反腐败斗争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又一次重大提?n升级。它“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告别对“党风廉洁建设”概念表述转换事件的“无视”“揣摩”，甚至“稀释”，进而从学理层面系统地发掘党风廉洁建设的文化资源。笔者这里之所以使用“迫切”二字，并非是想通过夸大其词来凸显本课题的研究价值，而是说在当下语境下，如果党风廉洁建设缺少了相应文化支撑，有可能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有可能导致“党风廉洁建设”在基层无的放矢，进而“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