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法学的方法”.docVIP

为什么不是“法学的方法” 　　内容提要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关键词 法学方法 法律方法 法教义学 分析法学 司法方法 　　作者姜福东，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威海 264209) 　　 　　不久前，王夏昊博士撰文指出，中国法学界之所以会产生“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的争议，乃是因为人们对于“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之蕴涵不太清楚。“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主要是指“原本法学”。①无独有偶，在最近发表的另一篇方法论大作中，王夏昊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只不过“原本法学”变成了“法教义学”。他认为，“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是指法教义学，是对法学方法的反思和理论化。“法学方法论”就是“法教义学”的方法论。因此，国内更应使用“法学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之称谓。②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其说我们对于“法学”一词存在着模糊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于“法学方法”或曰“法律方法”这个概念本身究竟意旨什么，产生了认知上的差异。下面，笔者将从学科(研究客体)、主体(研究主体)和职业技艺(研究内容)三个视角对这个概念本身进行探究，并得出：“法律方法”而不是“法学方法”之称谓，更为贴切地体现了该标签背后的实质蕴涵――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一、学科视角的考察 　　 　　(一)瑞典法学家佩策尼克认为，法学研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譬如法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哲学等。这些类型的法学研究运用的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者哲学等方法，而它们都是一些“非法律方法”(non-legal method)。还有另外一种法学研究的类型，其所贯彻的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方法”(legal method)，该方法是对私法、刑法、公法等法律的实质进行体系性、分析性与评价性揭示。其核心是对现行有效法律规范的解释与体系化。这种法学研究，就是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所谓的“法教义学”(英文legal dogmatics，德文rechtsdogmatik)研究。③芬兰学者阿尔尼奥也论及该种运用“法律方法”的法教义学。他并指出法教义学所具有的两个功能――体系化与解释法律规范。一般来说，像民法、刑法等领域的法律体系化，是法律解释的前提条件。反过来，法律解释也会促进法律的体系化工作。“正如木匠需要锤头、锯和钉子，科学家也需要科学的工具。法教义学亦如此。体系化和解释二者相互作用，与生俱来地内在于法教义学之中。”④可见，法教义学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和法律规范的解释之间、在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运行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是其他法学研究类型所不具备的优势。或许正因为这一优势，法教义学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学界被认为能够给法治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人们认为，法教义学将法学明确定位为一种以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把法学的研究范围限缩至现行有效法律之内，使法学从此成为了一门规范科学，具有了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立的品格，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方法论。正是在规范法学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法教义学方法论就是法学方法论。仅此而言，笔者对王夏昊的上述论断基本持肯定态度。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第一，该论断并不能推论出，国内学界应该使用“法学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的称谓。正如先哲所言，真理向前迈进一小步，往往就可能变成谬误。王博士认为，“法律方法”一词体现不出德语“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一词的本来含义。⑤但实际上，中文惯用的“法学”一词，含义十分宽泛，反而更体现不出法教义学所具有的浓厚的德国韵味。对此，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早有察觉。⑥部分学者建议在我们的语境下更宜使用“法律方法”的称谓，以求得学科研究之泾渭分明，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做法。他们独特的学术贡献不能一笔勾销，尽管其中不乏有一些对法律方法论这门学科的误读。第二，在佩策尼克看来，法律方法(legal method)不仅仅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核心，而且还刻画了法律、特别是司法决定的作出。尽管法教义学与司法方法(judicial method)之间相似之处远甚于相异之处；不过与司法方法相比较，法教义学欠缺决定的成分(the decision component)。它更多抽象的成分，而较少受具体个案之拘束。法教义学不仅处理真实的案例，还涉及想象的案例。最重要的是，法教义学宣称比法律实践更具理性，亦即其更倾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