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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一体视角下县域城镇化建设的研究 　　摘要：“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县域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黄金期，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欣欣向荣的城镇化进程背后，却出现土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恶化、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业与养老等一系列矛盾，使得新一轮县域城镇化推进面临一定的阻力。要改变“土地城镇化，而非农民边缘化”的状态，就必须在制度、体制机制等不同层面不断创新，以期构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五环一体”协调发展的县域城镇化。 　　关键词：五环一体 ；县域城镇化 ； 建设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024-007 　　我国县域城镇化的构建，不仅涉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传统行业，还将带动绿色环保、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崛起。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历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必然是多元化的战略选择，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已成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主流[1]，我国县域城镇化建设应以生态文明理念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调整，以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以下简称“五环一体”）的县域城镇化。 　　一、当前研究县域城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 　　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化进程仍处于乡村依附阶段，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有形或无形的城乡之间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技术流等各种要素合理流动与自然演化。依托土地整理、现代技术、村庄整治、低碳循环生产等方式，逐渐消除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镇的差异，有效解决市场不完善以及体制机制耗散下的单向城乡一体化、“竞争性”城镇化和进城农民非市民化等问题。有利于现代农业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税收增加、土地增值和农民产权资本化。有利于政府、民众、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城镇化收益的分享。 　　（二）有利于转型发展，提升县域城镇化集聚效应 　　县域城镇化涉及公共服务水平、工业化路径、政策偏好、生态环境、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以及法制环境中的社会资本等相关因子。从县域城镇化发展规律看：县域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并与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人口状况等因子高度正相关。[2]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化正处在人口城镇化与二、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相适应的中高级阶段，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县域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会带来投资与消费的大幅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电子商务等一系列由村到城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拉动食品、家具、家电、汽车、医疗卫生等刚性消费需求，刺激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现代服务业、房地产和信息化的投资需求。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3]，这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和城镇集聚效应的提高带来巨大的内需潜能。 　　（三）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县域城镇化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城镇化，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选择与制度创新的最佳结合点。加快县域城镇化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引导的组织要素集聚和人口集中的城乡一体化，其制度创新阻力小，经济运行成本与劳动力迁移成本低，有利于生产要素就近优化集聚，促进人口集聚后的社会融合，加快了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和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步伐，加速了中小城镇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缓解大中城市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等危害。[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距，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二、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与 　　“五环一体”概念的演进 　　（一）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困境 　　从信息化看：原有城镇行政等级化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信息化发展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主导的县域城镇化线性社会管理模式吞噬应有的区域结构平衡，同质化竞争盛行，行政区域之间辐射、互补和带动作用不强。“竞争性”县域城镇化负外部性，导致新的县域之间经济巨大落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呈现行政等级越大城镇人口增长越快的“极化效应”。这种行政等级决定财政资源分配的区域化城镇发展模式，制约着社会管理结构的实质性转换、网络结构的进化、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区域协调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虚拟信息化管控平台的发展，无线城市（群）乘势崛起，加速了技术信息化、通讯网络化、社区网格化等模式的快速发展。这必将颠覆原有农村人口、资金等要素单向向高等级的大中城市聚集，冲击原有城镇行政等级线性化社会管理体制，加速人际交往、消费模式和低碳环保的社会管理理念变革。 　　从城镇化看：以人口为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