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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的研究 　　摘 要：扶贫资源的“输入”不仅事关扶贫成效，而且事关乡村社会生态的“健康”。探究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关联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四川省A村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而且会损害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瓦解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政府和乡村信息不对称、政府扶贫理念错位和供给方式“失当”的产物。有效规避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双向交流、纠正扶贫理念和优化供给方式。 　　关键词：乡村；扶贫；供给；物质资源；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5-0070-07 　　一、问题的提出 　　扶贫贵在“精准”，难在“精准”，“精准”是扶贫工作的价值核心和内在要求。“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1]自从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要求以来，学术界围绕着“精准扶贫”展开了理论探讨。大体上目前讨论的重点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层面，侧重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即主要围绕着“谁来扶”（扶贫主体）、“帮扶谁”（扶贫对象）、“扶什么”（扶贫内容）、“怎么扶”（扶贫方式）维度展开。具体而言，在“谁来扶”（扶贫主体）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将非政府主体也纳入扶贫视阈，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2]，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多元协同扶贫机制[3]；在“帮扶谁”（扶贫对象）问题上，学者聚焦构建科学的精准扶贫瞄准方法，目的在于实现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以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为标尺，实现贫困县的精准识别[4]，以“指标打分贫困村分类法”和“二元检索贫困村分类法”为手段实现贫困村的精准分类[5]，以Logistic模型为技术支撑准确预测贫困家庭 [6]；在“扶什么”（扶贫内容）问题上，学者认为扶贫应该内含扶“智”与扶“志”，主张金融扶贫、产业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协同推进，将“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构建以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7]；在“怎么扶”（扶贫方式）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协商机制的建构优化扶贫运作环境[8]，构建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参与式扶贫机制[9]，发挥政府政策设计和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和绩效监督考核机制[10]，加大技术“供给”，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扶贫开发资源的高效整合，提高扶贫成效[11]，强化技术“支撑”，依托“社会工作”的技术靶向功能提升精准扶贫实效性[12]。尽管目前学者基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对“精准扶贫”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往往忽视“精准扶贫”的社会背景――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由于扶贫是在特定的“乡村社会背景”中进行，扶贫过程无疑会受到“乡村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影响，同时扶贫过程的资源“输入”也会反作用于“乡村社会背景”。因此，乡村扶贫物质资源的供给，尤其是资源的“超额”供给（包含相对超额供给和绝对超额供给）必然会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产生脉冲影响，而探究扶贫资源“过度”供给的结构性影响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文拟以四川省A村为分析蓝本深入“解剖”政府向乡村“输入”扶贫物质资源“过载”问题，探究其负效应和生成逻辑，寻找产生原因，进而提出有效对策。必须指出的是，在调研对象上选取四川省A村，依据如下：第一，该村是典型的农业贫困村，人均收入低，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程度深；第二，该村是集体经济空壳村，增收渠道狭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村级收入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第三，该村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互动不足，村级“社会生态系统”较为封闭，受外界其他因素影响小。把贫困程度深且较为封闭的乡村作为分析对象有利于揭示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产生的脉冲影响，进一步阐释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调研方式上采取文献资料法（以官方文件、官方记录为主要来源进行数据统计）、问卷调查法（依年龄、贫困年度分层抽样或依贫困类型、致贫原因随机抽样选取调查对象）和入户访谈法（选取典型贫困户、非贫困户和官方人员作为访谈对象）收集“一手”资料，确保资料（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的内涵及生成 　　“溢出效应（Spill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