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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国榷科举史料的研究述评 　　[摘 要]二十世纪以来，《国榷》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研究成果不断细化和深化；二、研究视野和方法日渐全面和多样。但与此同时，《国榷》科举史料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空间。因此，《国榷》科举史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需要不断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需要切实加强对基本史实的爬梳和考证。 　　[关键词]二十世纪；《国榷》；科举史料；研究述评 　　《国榷》是明末清初杰出历史学家谈迁编撰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巨著。据不完全统计，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2013年11月，国内外发表专门研究《国榷》的论文已有20余篇。以此观之，《国榷》的研究确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书中存在着系统和丰富的科举史料，因其散落于各卷之中，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编排。所以，该书中之科举史料没有得到世人的足够关注，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也仅见一篇，更无专著问世。可以看出，《国榷》科举史料的研究，较为薄弱，仅处于萌芽阶段。本文拟对其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研究的特点 　　（一）《国榷》的研究成果不断细化和深化。自20世纪50年代吴晗先生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等文，到80年代谢国桢先生的专著《增订晚明史籍考》，[1]再到21世纪广大学人的新近成果，都不同程度的推动着谈迁及其《国榷》的研究步伐。可以看出，《国榷》的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更是呈现出不断细化和深化的态势。 　　1、《国榷》写作背景、过程的研究。最早对《国榷》的写作背景、过程进行研究的是吴晗先生；随后，罗仲辉《谈迁及其》[2]、李烈辉《谈迁与档案》[3]、金泽中《明清之际在野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以谈迁为中心》[4]、赵连稳《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5]等文也皆对其进行了专门论析。罗仲辉先生以详细的笔墨对谈迁及《国榷》的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他着重分析了谈迁修《国榷》背景和过程和作者“按实”、“直书”和“博采”等三大写作风格。李烈辉对谈迁撰修《国榷》，搜集《实录》、方志等档案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台湾的金泽中博士以谈迁及他的史学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明清之际在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思想。赵连稳则对谈迁为搜集资料、撰修《国榷》而在北京进行的两年半学术活动，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而钱茂伟《谈迁及其新探》[6]一文，则是21世纪以来又一质量较高的成果。该文对谈迁及其《国榷》写作中的诸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考证，并分析了较之于《明实录》的优点。文章主要分为谈迁早年生活中关于考取生员的时间和类别、参加乡试的时间和地点及其他的性格和爱好等诸问题，谈迁编撰《国榷》的背景、初始时间、一稿和二稿的编修过程，《国榷》较之于《明实录》的四大优点等三大部分。 　　2、《国榷》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国榷》绝大部分的史料都来源于《明实录》，并因“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搜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7]可以看出，谈迁不只是依据实录并对其校正，还搜括了大量政府的邸报，因此，书中有些史料的价值可能还要大过《明实录》。最早对《国榷》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进行分析的也是吴晗，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著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8]、《谈迁和》[9]两文，对《国榷》的史料来源及谈迁搜集资料的经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之后，王恩厚《的史料价值》[10]、杨绪敏、臧其猛《论谈迁与史事的考据》[11]等文也都对此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王恩厚以《国榷》史料来源为主线，对其所载的历朝实录、建州史料等的价值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作者还举出了许多实例来论述《国榷》对历朝实录的校正情况。杨绪敏、臧其猛则主要对《国榷》订正《明实录》的失实、弥补《明实录》记载的缺漏、揭露野史的曲笔虚饰、重视考订史实的原委、对历史人物的名号据实以书、对暂无法下结论的史料兼收并存等六大史实考辨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分析，深入地探究了《国榷》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 　　3、谈迁的修史精神、思想。谈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广征博采，六易其稿，最终于天启六年（1626）完成初稿，即“丙寅旧稿”。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盗，他发奋重写，最终完成了《国榷》的撰修。其精神、思想值得世人深入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吴晗于20世纪50年代末所著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12]、《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13]两文。两文都分析了谈迁编撰《国榷》的辛酸过程及其遇到的困难，赞扬了谈迁顽强斗争、刻苦研究的精神；随后，罗仲辉《谈迁散论》[14]、李南蓉《谈迁散论》[15]杨绪敏《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的“史论”》[16]等文继续对此进行了探讨。罗仲辉以大量的笔墨剖析了地主阶级史学家谈迁的修史思想及其存在的局限性。李南蓉则对谈迁的出身、生活经历、著述过程等进行了分析，赞扬了谈迁百折不挠、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