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的空间生成的研究.doc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的空间生成的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 　　关键词：小凉山彝区　权力的文化网络　村落空间　农场模式 　　作者嘉日姆几，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31。 　　一、问题与路线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之要义及其问题 　　近年来，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概念被国内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不同程度地接纳与吸收。在其众多的概念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似乎对学界影响更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杜赞奇的“权力关系”与施坚雅的“市场关系”、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黄宗智的“区域关系”并列；且上升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范式”。 　　杜赞奇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种模式。此模式是将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解释的方法，是针对西方社会理解中国的“附属”模式与“乡绅”模式所提出来的。所谓的“附属”模式是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将帝国政权看得过分强大，从而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看成是国家政权附属物的观点；“乡绅”模式将封建文人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中介，绅士因此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中的富族。前者将乡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从属关系，后者将其理解为并列关系。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可能源于对二者隐含的二元化倾向的不满，将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多元、多层次关系一元化，并整合进“文化”规范的分析框架来替代上述两种方案，因为杜赞奇认为这些组织共享一套规范、价值与象征。此模式也因“一元化”的策略而显得比“附属”模式和“乡绅”模式包容性更强，因为它将权力运作及其基础虚化为一系列的象征、规范与价值来突破二元性框架的可能局限。 　　至于权力，杜赞奇认为它是中性概念，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因此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其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关系之中。杜赞奇进一步认为，“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根植于各种权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而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这些规范不能用市场体系或其他体系来概括或取代，它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天衣无缝的网络。因此，这一网络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及其政治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 　　杜赞奇的观点十分清晰，“权力的文化网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用意：第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策略；第二，“权力的文化网络”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实证本体。对于前者，其意义类似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文明，其要义就是各种社会控制都具有相同的象征基础和文化脉络。恰恰就是因为此认识，杜赞奇完成了对“权力”的“网络”建构，连接并使得这些“权力网络”天衣无缝的只是“文化”的象征价值，与地理环境、社会分层等任何其他因素无关，“权力的文化网络”因此也获得本体论的含义与价值。所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不只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它也有着实证的使命。如果仅作为分析策略，“权力的文化网络”本无可非议，但此策略一旦具有本体论的目的，我们凭什么相信文化网络包含了权力或先于权力? 　　笔者认为，作为本体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因为没有给予“文化网络”如何生成的过程分析而失去历史基础。“权力的文化网络”说到底就是为了理解国家、权力与村落之间的关系，而杜赞奇发明此概念的前提就是村落的历史不随国家政权的更替而变化。“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要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与方式”，他无形中将村庄的历史理解为国家政权的前在，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多数村庄的形成与国家权力的干涉休戚相关，所以，村庄的“文化网络”并不一定先于国家政权而存在，它也可能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后果。同时，我们不能将国家权力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控制混淆，尽管所有的社会控制可能有着功能上的雷同，但它们绝不是同一类东西。因此，要正确理解国家、权力与村落之关系，我们必须尊重权力作为国家属性的唯物史观。此外，“文化网络”的“象征论”因忽略空间和地理环境对“权力”的影响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尽管杜赞奇极力强调通过寻找社会现象的二重性来调和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但他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