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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破题开路 　　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史学界思想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复兴以来的从业者主要有三代人，第一代以陈旭麓、章开沅、冯尔康、蔡少卿、乔志强、田居俭、刘志琴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毅然提出开展社会史研究的要求，并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搭桥铺路，开启征程；第二代人在前辈搭设的舞台上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其中的佼佼者有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常建华、周天游、杨念群、行龙、李长莉等人，他们的理论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代表了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第三代学人基本上是第二代学人的学生辈，其中的优秀者在若干专题研究的精耕细作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并开拓了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及阅读史等新的学术天地，但在格局和气象上似与前辈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中，行龙教授是一位成绩突出、特色鲜明而且能够与时俱进的学者。阅读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著，再读读近10年来的论著，虽然前后不乏延续性，但在选题、风格和气魄上真有判若两人之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跟从乔志强教授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1992年以《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一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崭露头角。大约在90年代中期，他较早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协助乔志强教授主持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课题。1998年年底，乔志强教授没有等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出版而意外辞世，年方不惑的行龙教授毅然挑起了主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重担。当时，昔日的乔门弟子人才星散，研究中心在一块招牌之下其实空空如也，面临着后继乏人、学统中断的危机。此时，行龙教授从严格培养研究生并挑选优秀者留校入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惨淡经营，硬是在一个内地的非重点大学建立起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也有人把他们的研究团队称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山西学派”。 　　自从行龙教授主持研究中心的工作之后，他自觉地把研究课题转向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他的个人研究以及研究团队各人的研究课题，包括所有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概要求以此为范围。他们的研究强调不能只坐在图书馆里找点资料撰写论文，而是注重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文献，而且要在深入田野的过程中获得现场感。他们的研究课题选择受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影响颇大，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意识，即法国年鉴学派所宣称的：“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受法国年鉴学派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诸多启示，行龙教授把他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概括为“走向田野与社会”七字方针，2002年他主编的第一本研究团队的论文集就取名《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出版汇集他自己论文代表作的文集时径直将“走向田野与社会”作为书名。时隔8年，论文集重出修订版，增加6篇而删去3篇，新版26篇，“全部为近十年来的‘新作’”。新增的6篇多为讨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前后两本《走向田野与社会》论文集看，行龙教授所选的论文都是个人研究比较成熟的作品，他显然是有意将这一品牌打造成代表个人研究最高水平的论文集。 　　文集所收论文或为理论方法讨论与学术总结，或为对某一个案的深入专题研究。前者多着眼于史学界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后者多选择最典型的案例具体说明山西区域社会史能够给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示。概括起来说，行龙教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早已汇入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主流，并充分凸显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所特具的学术价值。 　　行龙教授和中国社会史学界著名的“华南学派”一样，都是在区域社会内选择研究题目，但他们叩问历史时提出的学术问题却并不是过去那种局限于描写“地方特色”的旧式地方史研究。本书中所收论文发表于2005年至2015年前后10年时间，这一时期史学界的学术潮流起落在文集中都多多少少留下了它们的印痕，如水利社会史、环境史、图像史、叙事复兴，再如在此之前已风靡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架构，又如对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的太原乡绅刘大鹏的研究，等等。行龙教授追踪学界热点，结合自己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心得，取得了一批扎根地方但其学术意义远远超出地方范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他常对学生说的：“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也不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用一位在研究中心访问的学人的话来说，就是“立足山西乡土资源，放眼世界学术潮流”。 　　行??教授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身处内地却谙熟学界前沿、热点，而且更表现在他勇于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他所主持的从社会史角度开展对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