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力的探讨中西文化异同.doc

倾力的探讨中西文化异同 　　编者按：何平教授，1949年生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获英国文学语言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世界史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赴英国留学，1995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学位。1998年回国任教，先后被聘为牛津大学客座院士，台湾淡江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校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美国历史协会、亚洲学会和英国中国研究学会会员。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欧洲文化史和中西历史比较。1998年以来发表数十部(篇)论著，如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CulturalDiscours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中文著作《西方艺术简史》、《阿富汗史》以及“20世纪中国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新发展”等论文。2004年史克祖曾对何平教授进行访谈，近期又就一些问题与何平教授深入交谈，现将两次谈话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4―0001―09 　　 　　一、考上牛津大学 　　 　　史克祖(以下简称史)：首先对您以特聘教授的身份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表示热烈欢迎。您是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您的到来定会大大加强我们这个学科的力量。我们对您的学习经历和学术研究状况不大了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情况? 　　何平教授(以下简称何)：1978年，经历了“文革”十年蹉跎岁月，我终于有机会上了大学。1982年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到绵阳师范学院教英语。后来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谭英华先生是教育部指定的西方史学史教材的副主编。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17、18世纪的历史观念。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川大任教。1987年到北京的英国大使馆参加留学考试，获得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国外交部和牛津大学三方共同设立的ICI奖学金，赴牛津攻读博士学位。ICI奖学金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获得的“罗兹奖学金”相似，其目的在于遴选资助各国优秀青年，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政治或学术领军人物。每年在一个国家只招收一名，十多年的时间里大约招了三四十位青年学者到牛津学习。我在牛津的导师是Mark Elvin(伊懋可)，他早年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因发表《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而名声鹊起。他像马克斯?韦伯一样，试图寻找中国历史进程的模式。他提出的晚清中国陷入“高均衡陷阱”的人口经济技术模式是有关中国历史演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他也研究法国史。一开始我想专门研究西方史学史，集中于某位西方史家，研究他的生平传记和著作等等，把资料搞全，论文写完就可以成为这位史家学术生平的权威。美国很多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但是导师说，这样搞你将来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很大，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搞一些中国史，因为你看中文文本快；而且最好做带有一些理论性质的研究。这样我就选择了“中欧文明史比较”这样的课题，其中包括历史理论方面的内容。 　　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那座有几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城堡底层一间圆形的学习室里，我像中世纪的修道士那样，每天埋头苦读中国和西方史学界的“诸子百家”。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我一直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的菩提树花开花落。1995年，我终于获得了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牛津的博士学位确实不容易拿，亚洲去的学者，包括韩国、日本、台湾的，平均有三分之一的人最后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就沮丧而归。在牛津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平均要6年时间。毕业后我在伦敦Middlesex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工作，1998年年初回国，回到川大。后来我也经常出国，每年平均有1/4左右的时间在国外讲学和做研究。从白雪皑皑的瑞典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从古朴厚重的英伦三岛到繁华典雅的巴黎，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这样的经历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 　　史：能考到牛津大学去读博士很不容易吧? 　　何：是啊，我能够考出去确实感到很幸运。当时在英国大使馆的考试，由北京大学的专家和英国专家组成一个考试班子，全国各地那么多青年来应考，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我只是把这次面试当成一种人生经历，尽量如实地回答有关个人的经历、学业、理想等等问题。最后录取了我，这使我感到很意外。 　　史：请讲一讲您在面试时是怎么回答的?怎么阐述您的学术理想的? 　　何：当时我谈到，像国内其他地方的青年学者一样，四川的青年学者也感到当时中国的史学比较落后，因此成立了四川当代史学会，想了解当代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