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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清代漕运的研究述略 　　近年来，关于运河与漕运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清代漕运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它涉及各个方面，研究也更加深入丰富，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趋势。本文主要从漕运制度、漕运与商品经济、漕运与区域社会及漕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对国内近二十年来清代漕运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梳理。?? 　　漕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经济制度，事关国计民生，为历代政府所重视。长期以来，漕运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无比重视，漕粮的征收、漕粮赋税、漕运机构、漕运职能及其体制本身等均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范围。在漕政与漕制方面，出现了一些代表作，如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而研究论文则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下面对这些力作分类略述之：?? 　　于1995年出版的《明清漕运史》和《清代漕运》两部著作，为研究清代漕运提供了必参文本，非常有分量。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一书，依据大量文献史料，对漕运制度（尤其是明清）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明清漕运制度的专著。该书对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基本发展历程作了阐述，指出唐代是漕运各项规章制度初创时期，元代是初步完善时期，明代是健全时期，清承明制，漕运制度在清代愈加成熟严密。该书主要还在于厘清了明清时期中国漕运制度及管理的发展脉络，并提出漕运不仅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运河两岸城镇的繁荣，同时也给南方及运河两岸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给沿岸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因素的观点。此外，是书还对山东段运河的管理、整治和存在的问题作了重点论述，这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漕运状况有重要参考意义。[1]李文治与江太新合著的《清代漕运》，则详细论述了有清一代的漕运全况。该书从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发生和演变入手，继谈漕粮在财政、赈恤等方面的功能，接着论述漕运制度本身的一些情况，如漕粮的征收兑运交仓、漕运的官制和船制、运丁、屯田及运河的疏浚和管理等等，最后论及漕运弊端和漕运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并且有专章来论述海运。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宏观把握，详细分析，阐明了清代漕运由盛至衰、最后停止的全部过程。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学术界对漕运史的研究突破了宏观框架的描述，将研究引向了纵深。[2] 　　对清代漕运制度的研究，除上述著作外，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许多对漕运制度论证十分详明并渗透到细节，如对旗丁水手、仓场胥吏及漕粮等研究的论文。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一文，论述了从水手罗教到水手行帮直至青帮的发展过程，并述及由宗教互助组织发展成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的转变过程。[3]陈峰的《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从清代运漕环境的恶劣，工作的艰辛及运丁自身习性等方面，阐述了运丁结帮的原因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 　　[4]该文对旗丁水手等简单却又复杂的角色的论证，主要的是从弊端考虑。杨杭军在《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旗丁在漕粮征收至交仓过程中对规费的违制索取，来论证旗丁在漕运弊端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 　　[5]在漕弊问题的探讨上，学界基本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书中以为这些漕弊原因不外乎几个方面，分别为从州县征漕各种加派、官绅勾结来贪索税户、土豪劣绅分肥、各处漕吏胥役对帮船运丁的贪索、漕吏营私舞弊、州县征漕浮收勒折以及漕粮缺失霉变等，而且指出这些漕弊更多地发生于清代中叶尤其在嘉道之际。[6]关于漕粮研究，多数论文主要是从海运方面着手研究，文章对漕粮实行海运方式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等皆作出了深刻的论述。[7]一些学者还对漕粮本身进行了探究，如吴琦和李留文分别对湖广和河南的漕额作了探析；吴琦还对漕粮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如平籴市价、赈济灾荒和供养驻军等等。?? 　　国家开凿运河（主要指京杭段），目的主要是为了输运漕粮赋税，但客观上，运河还起到了沟通南北地区，并促进两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枢作用。明清时期运河流域的城镇在河水的滋润下，确实也都成为了当时的繁华之地。于是，漕运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李文治、江太新在《清代漕运》中专章论述了“漕运与商品经济”，文中着力探讨了清代漕运对运河流域商品流通和商业城镇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并论证了伴随运漕而生的贸易不仅优恤运丁，而且加速了运河区域的商品交换和促进沿河工商业城市的形成。[8]周祚绍通过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的考察，也认为运河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北商品交流的作用。[9]张照东更进一步阐明了运河的兴衰对沿河商品交流，对中央和地方的影响非常之大。[10]许檀通过对运河商品流通宏观的研究，总结出运河的商品流通存在着依靠商船往来带货、漕船夹带土宜和回空揽载货物三种方式，还对流通商品的种类作出了陈述，并以淮安关、浒墅关、临清关的关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