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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对策的研究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有着其特殊性,由于我国体制转轨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对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从制度建设、立法工作和政治操作层面提出一些对策,为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权利;政治参与权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在我国,由于特有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国家治理体制,农民进城基本上是“移而不迁”,身份转换滞后于地域和职业转换,从而形成了近2亿“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相应产生的民工问题也超越了社会经济范畴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等3位农民工代表,成了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农民工作为社会新阶层在中国大地进入国家权力殿堂,他们将通过正式渠道利用自己的阶层政治身份表达政治需求。这不仅是农民工阶层的一个福音,也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将对中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保障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等人2009年3月――2009年6月对河南省各个地方的农民工进行了随机的问卷调查和一些个案访谈,了解农民工的参政议政情况。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情况 　　在1345名参与调查对象中,参加过家乡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人数,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0.6%,而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占76%,在参加选举的人之中,有52.3%的人是亲自回村选举,请别人代投的占15.9%,函投的占14.5%,通过其他方式投票的占11.9%,至于这些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动机,即“为什么要参加选举”,调查对象的选择依次是:“这是公民的义务”占68.4%,“村里要我参加”占25.4%,“其他”占22.3%,“大家都选,所以我也选”占17.3%,“选举对自己有好处”占16.7%,“不选会得罪人占”7.8%。 　　(二)农民工参与社会管理的情况 　　调查显示,有69.7%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民工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但是与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的强烈愿望相比,他们对城市管理的实际参与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城市管理,比如社区居委会选举,参加群防(火、盗)等”时,有19.6%人回答“参加过”,回答“没有”的则接近2/3。 　　受学历和知识水平的影响,农民工在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和入党、提干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机会。从而也就失去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根本权利。 　　(三)农民工当选各级人大代表的情况 　　从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当选过各级人大代表。对是否想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接近80%的农民工觉得这个离自己很遥远,不相信自己能胜任。12.5%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有7.8%想当人大代表,参与政府决策。 　　 　　二、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与民主政治社会所要求的政治参与标准还有距离,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体制性障碍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其中属于制度层面的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 　　长期以来,城市偏向政策促使了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城市与农村隔离开来,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这一体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两套政策,即对城市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民又是另一套政策。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造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主要是由行政制度的因素构建起来的,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对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的规定,挫伤了农民工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影响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 　　(二)农民工自身因素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维权意识和能力弱。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未流出人口。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受教育程度还是相对较低,再加上大多数农民工原来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比较艰苦,生活贫困,是迫于生计才来到城市做工的,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5%,多半是从事体力工作,如矿工、建筑工等,这些高风险的行业无疑会增大农民工遭遇权益损害的可能性。 　　(三)法律机制不完善 　　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政治民主权利缺乏法律的支持,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却没有对此进行系统化、具体化。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工会法》而没有《农会法》,而工会法的具体条款由于二元社会结构,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