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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伟大的苏联文学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给予了中国文学以巨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不论在解放之前或者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总是经常地从苏联文学中吸取斗争的信心、勇气和经验。在这个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从所未有的一种最先进的、美好的、真正体现了人间幸福的社会制度，看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格和最崇高的道德的范例。苏联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是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善于把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的力量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说过：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更深刻而明晰地述说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他说：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 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影响和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性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诞生的苏联文学的伟大影响和示范，中国人民文学在今天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现代中国人民的文学是在中国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它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丰富的、灿烂的文学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并将这些传统和国家当前的新的任务巧妙地联结起来。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内，我们曾经反对了而且仍要继续反对一切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倾向。 中国文学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但是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决不是什么孤立的、狭隘的、闭关自守的东西，恰恰相反，中国文学可能而且应当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学的一切前进的有益的东西。中国文学，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就始终是以学习世界文学的先进经验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在各种外国文学中，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给了中国文学以特别巨大的影响。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早在一九三二年所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就以充满感激的心怀热情地描写—厂俄国和苏联文学对中国人民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中俄两国人民的牢固的精神联系。 鲁迅回忆着十九世纪末叶俄国文学刚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这样地写道：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遭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这个崇高的估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对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深刻揭露和描写，极大地帮助了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道路，同时也帮助了中国文学走上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鲁迅自己在他的创作生活中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俄国文学的益处。他在介绍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上做了模范的工作。他十分出色地翻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法捷耶夫的《毁灭》。 中国革命的民主的知识分子，从最老的一代起，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俄国文学并为它所深深吸引。俄国文学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就在它表现了俄国人民如何为争取人类崇高理想而对人民的压迫者、奴役者作了坚忍不拔的斗争，表现了俄国人民的爱好自由的、智慧而勇敢的民族性格。不论是普希金和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是如同本国的作家一样亲近的；他们笔下的人物，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地亲近。俄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虽然有的，像俄国的伟大批评家杜布洛留勃夫所曾正确指出的一样，还缺少足够的行动的力量，但这些人物却总是和他们周围丑恶的现实不相容的，热烈地追求自由和光明的，正是在这点上，对当时中国先进的民主的知识分子给予了极大的启示和鼓舞。 高尔基在中国读者中享有了任何外国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读了他的《海燕》和《鹰之歌》，我们感到了一种真正俄国的革命气魄。读了他的《母亲》，我们第一次在文学中看到了战斗的俄国工人阶级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作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光荣榜样。 法捷耶夫同志说：“在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的性格中，有很多东西是相近的。”这种相近毫无疑问是由于两国人民曾处于类似的历史条件，因为两国人民都曾为争取自己民族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