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体文明的蹒跚与沿革线索.docx

世界主体文明的蹒跚与沿革线索——《探寻文化的基因：关于传统与科学和世界确定性的对话》 刘涛 陶清 陶清：中国在春秋以后经过百家争鸣进入秦代，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始终被定义为统一中国。这种统一很重要的是制度的统一，包括文字、度量衡和车轨等等。这种在制度上的统一，以及到后来汉代董仲舒在贤良三策里面提出的独尊儒术所实现和完成的思想上的统一，为其后中华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制度的基础和思想的基础。两汉以降，中国的思想应该说在它关注这个世界，尤其是把握这个世界确定性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格局的变化。虽然说汉以后，像东汉佛教的进入，以及宋明时期宋明理学的诞生对儒学的改变，仍然在原有的框架和格局内。我把儒学的改变分为三个时期：在先秦原始儒家那里，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表达了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命运的关注。所以我认为儒家学问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问题，以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汉儒董仲舒那里第一次被神化，他直接用天人感应，天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来确定社会统治者的合法身份以及统治的合法性。到了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实现了对儒学的哲理化的改造，这种哲理化改造充分利用了中国原来的道家哲学——老子的道哲学，和从西域传入的佛学，实现了对儒学的改造。经过了汉儒的神学化改造和宋明理学的哲理化改造，儒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对世界理性的关注的学问，而不是原来那种注重人文关怀的学问，这应该说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自此，中国从思想的变化以及它所面对的世界的态度上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虽然这时候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很深刻的改变。 刘涛：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世界确定性考察对象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边界来看，你刚才提到的线索很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孔子的儒学，在 “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方法论视角下，在世界确定性关系和联系的认识上，是强调了“礼”的层面。“礼”是中国文明传统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里记载有子贡问政的几句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就食、兵、礼这三者的重要性比较，孔子说：如果不得已而为之，去兵；再不得已而为之，去食；礼是不能去的，礼去了就天下大乱。再一个，再从孔子对中国传统的认识上来说，孔子说：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其后虽百世礼的大致框架就能把握了。在这个框架下，再去看论语、看孔子，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孔子所面对的是当时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王朝面对春秋时期大诸侯国的挤压，面临着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怎样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纵观《论语》，其实就是在《五经》的基础上沿着这个思路形成的对话。 陶清：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中国传统学问也好，中华传统文明也好，它的根本文献依据是《五经》。离开了《五经》，无法理解《论语》，离开了《五经》，你也无法理解《道德经》，离开了五经，你也无法理解庄子的哲学，这是一个作为中华文明最根本的文献。这里边融入了或者说涵括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把握、观察、思考，以及中华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生存、发展、可持续的存在和发展所包含的全部的含义和要点。 刘涛：其实，还可以把我们关注的视角再扩展一下。《孙子兵法》第一篇是《谋篇》，《谋篇》的核心要义在于兵家之“道”的把握。因此，不理解五经，也很难理解兵法，甚至从孙武到孙膑及其他兵家。 在我们中国传统学问的框架内，不理解《五经》，也很难理清诸子百家观察世界的思维逻辑的起点在哪里。其实，《五经》作为中国“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视角下认识世界的确定性关系和联系的方法论应用成果，如果没有《五经》的铺垫和解读，诸子百家的思想框架都很难把握，至少很难把握它们的原理在哪里，他们的逻辑为什么会那样发展。当然了，要理解《五经》，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古文字的梳理。当然，古文字分析的相关线索，我们已经作了交代和梳理。作为解读《五经》钥匙，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还原发掘过程中还是要给予古文字研究进一步的重视。 陶清：我们始终把古文字的解释或者研究工作作为理解中国传统文明的一把钥匙。这并不是说只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唯一的、不二的法门，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有可靠依据的一条道路。比如说，中华传统文明中反复提到的“道”，这个道，就其古文字的本意来说首先是指道路以及人们的言说。那么通过这种直观的理解，经过概念的抽象以后，它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法则。这种法则既是自然界的法则，又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我们按照周易的说法分为天道、地道和人道。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原始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作为思想的方式他并没有把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在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