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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海外移民与向日本移民的历史揭秘 图 中国古代的海外移民 早期的海外移民 中国与四邻邦国和其他地区的接触、联系，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史不绝书。据载，秦汉时，中国人已远航国外;唐宋时代，中国人已移居十数国;元明时期，中国人向海外移居的人数日益增多，近代更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而中国人移民国外，形成华侨华人社会，首先是与中外交通，尤其是航海的发展、贸易的往来联系在一起的。 (一) 秦汉以前，中国已同四周邻邦进行商品和文化交流。自秦汉到隋代，中国通过陆路与西域国家发生了密切联系，通过海路与南洋、印度和日本也有一定的交往，这些早期的对外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为唐宋时代中国人移居海外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基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是当时世界上以具有高度文明着称的国家。唐太宗采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致力于内政的改善，使得唐朝前期国内政治统一，对外不断获得胜利。到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我国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特别是对外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从丝绸之路来到河西诸郡(甘肃西部)进行贸易的国家有40余个，唐德宗时居留在西安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达到4000余家;出现了“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空前盛况。中国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往西亚、印度进行贸易的也络绎于途。而七世纪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主要管道，使印度洋及南海交通日趋成盛，形成一条以中国为中心，东至日本、朝鲜、西至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更促使海上贸易盛极一时。由于世界性的海上交通线的形成，早已具备航海条件的福建地区成为中外主要海上贸易路线的必经之地，泉州也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中国和外国航行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商舶数以千计。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大量东来，甚至在中国沿海主要港口建立名为“蕃坊”的定居点。唐朝政府设有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职责涉及舶商管理、征收舶税、收买舶货和外理舶货等。唐朝中期以后，中国航海事业已颇为发达，至唐末，中国远航船只形体巨传，结构牢固，载重量大，抗风浪能力强，设备也很齐全，已超过了当时任何外国船舶，因此，“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据记载，当时中国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和波斯湾沿岸，甚至首次到了红海与东非水域，呈现唐代远洋航海的繁荣景象。 随着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中外交往频繁，从唐朝开始，便有中国人旅居国外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他们是最早期的华侨。龙朔元年(661年)，旅居菲律宾的南安县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和智省马亚辛，为史载福建最早出洋唐人。海外中国人之所以长期有“唐人”之称，与强大的唐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唐代中国人移居国外是有关系的。宋代朱或在《萍洲可谈》书中解释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命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唐代移居国外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西域国家、南洋群岛和日本，如前所述，这些地区在唐朝时与我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唐天宝十年(西元751年)，唐与大食国(阿拉伯半岛)发生战争，唐人杜环被俘，到了西海(地中海)一带，10余年后释放回国，着有《经行记》一书。据记载，当时大食国有“绫绢机抒，金银匠，画匠，汉匠作画者，京兆人攀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又据阿拉伯人记载，唐代的中国商船经南洋、印度至波斯湾贸易，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口末罗国，有许多中国人居留地，而且子孙繁衍。可见移居在此已有几代人了。在阿拉伯的亚丁，也有中国人居留地。唐代，南洋群岛的苏门答腊、菲律宾也有中国人移居。西元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曾游历非洲、南亚、南洋群岛人中国，着有《黄金牧地》一书。书中记述他在西元943年经过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时，看见“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室利佛逝)为多，盖避中国黄巢之乱而至者”。这就是说，唐末时期已有不少中国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苏门答腊。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曾发掘大量的唐代古钱币和陶瓷器，甚至还发现过唐代中国古墓，说明当时已有中国人在菲律宾定居。唐代中日交流尤为频繁，日本为了吸取中国文化，派遣大批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到长安等地学习，据统计，唐朝近300年的历史中，遣唐使的任命计18次，人数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中国学者、僧人东渡日本传经者也不在少数，唐舶经常到日本，仅见于记载的就多至数十次，而且在日本造船和驾船的也都是唐人。在这种大规模频繁交往中，有不少中国人移居日本，如日本圣武天皇时(唐玄宗十二年至天宝七年)，居住在日本京畿的华侨(秦人)就有1200多家。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云静偕十余名泉州工匠随鉴真东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