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国家中的派系竞争和经济.ppt

集权国家中的派系竞争与经济绩效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政府的角色 长久以来，政府治理一直被认为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政府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又有可能成为人为衰退的原因； 人们形象地把政府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比喻为三种手：看不见的手、扶助之手和掠夺之手（Frye Shleifer, 1997）； M. Olson 直到相当近代的人类历史，述说的都是同样一个故事：人类文明在坐寇的统治下逐渐进步，其过程偶尔由于流寇的出现而被打断”（Olson, 2000）。 国王与大臣 国王需要有大臣来辅佐才能有效实施他的统治。国王和大臣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国王的“任期”要比大臣长很多。国王能从他的臣民那里获得更长久的利益，因此，国王有激励使他的国家在经济上达到有效率的水平。所以，在保护臣民的私有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国王将比大臣更有“远见”。 政治制度 在一个民主国家，官员的激励问题是通过选民对官员行使监督权和投票权来实现的。但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对官员（大臣）道德风险的抑制来自于国王的监督和官僚的治理是否有效。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就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绩效。 治理机制 对一个非民主的国家而言，统治者如何在垄断政治权力的同时有效的控制自己官员的行为一直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为此，集权国家产生了各种内在的制度安排用以克服政治组织中的激励问题。其中，最为普遍的机制就是集权官僚机构中的晋升制度与标杆竞争（即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也就是内部的劳动市场来解决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的。 晋升与竞争 噪音与代理成本 由于信息和监督成本高，在一个大型的政治组织中，单纯进行同级代理人的业绩比较是一项成本很高的事情。所以，单纯的标杆竞争并不足以克服一个大型组织内部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参与标杆竞争的代理人的数量并使组织内部产生一种激励去提拔那些业绩相对出色的组织成员（这种激励不能仅仅来自于委托人本人）。 如果参与同级竞争的代理人的数量能够减少，使得对代理人业绩评估比较的准确性相对提高，同时，组织内部可以普遍产生准确评估成员业绩，提拔优胜者的激励，那么，这就必然促使代理人提高努力水平，从而改善整个组织的绩效。 派系形成 控制参与同级业绩比较的竞争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是在组织内部形成派系。通过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用人唯亲”的原则，一个组织可以部分的克服由完全实施“用人唯贤”原则带来的业绩测度与比较问题，增加业绩观察的精确度，从而提高组织成员的努力程度。 任何一个集权的大型组织，如果其组织成员的业绩测度成本较高，无论其正式的制度安排如何规定，其内部总是不可避免的滋生出派系以及派系之间的政治竞争。派系存在的意义在于其降低了参与标杆竞争的代理人的数量并利用了组织中代理人自身在业绩观察上的优势，这就节省了委托人的监督成本，提高了对组织成员业绩的测度精度， 包含派系的标杆竞争 包含派系因素的标杆竞争意味同时采用“用人唯亲”和“用人唯贤”的准则，也就是说组织成员被提升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且取决于组织成员“是谁的人”。 在上图，在这个集权的金字塔型组织中产生了两个派系，B派和C派，B和C之间的个人竞争实际上变成了B派和C派之间的派系竞争。 派系竞争的功能 派系竞争相对于个人竞争的优势在于派系的领导人开始有激励去观察他的下属的业绩，而这恰恰是他们相对于委托人的优势所在。派系领导人要比组织领导人更清楚他的手下对于其团队的贡献，并且由于标杆竞争被限制在派系内部，参与竞争的代理人数量的减少将极大的降低业绩比较的难度。这些因素都减少了业绩评估中的噪音，提高了组织成员努力水平与业绩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强化了对组织成员的激励。 只要集权组织存在，组织内部的派系和派系竞争现象也会存在，而这种竞争很可能是集权组织效率的源泉。 可能的非效率因素（1） 在包含派系因素的标杆竞争中组织成员努力水平的增加会提高所有派系成员获胜的概率。这就是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问题。 不过派系内部产生的搭便车问题恰恰被派系竞争包含的集体惩罚机制所抑制。集体惩罚意味着一旦团队竞争失败，团队中所有成员都将遭受严厉处罚，从而在事前抑制团队成员的不合作行为，使团队的整体绩效达到最优。 集体惩罚 可能的非效率因素（2） 需要注意的是包含派系的标杆竞争会比单纯的标杆竞争面临更严重的内讧问题。这是因为如果参与标杆竞争的代理人数量较多的话，代理人把努力投入于破坏他人业绩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派系内讧常常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这或者是因为B和C也可以有效观察并处罚自己的下属的不正当努力，或者是因为派系竞争失败产生的集体惩罚的威胁。但组织间的内讧难以抑制。对组织领导人而言，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观察D是否投入了不正当努力去破坏G的业绩，D和G都不是他的直接下属。对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