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语境下的当代声乐文化生态.docVIP

伯明翰学派语境下的当代声乐文化生态 　　伯明翰学派将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等通俗文化形式从被谴责的“他者”转变为值得理解、值得研究的“我者”，音乐作为一种文本形式，其文本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当代声乐文化在古典、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发展，要实现“共同和益”的声乐文化生态，就要以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为基本路径来构建声乐文化生态模式。 　　一、伯明翰学派美学思想 　　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理查德?霍格特（1918―2014，Richard Hoggart）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标志着伯明翰学派正式形成。1968年，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Stuart Hall）接任中心主任，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为第三任主任，1987年，乔治?洛伦（Jorge Lorrain）为第四任主任。20世纪80年代末，CCCS扩展为文化研究系，担负了向本科生讲授文化研究课程的任务。虽然在它之前有名躁一时的德国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评学派，与它大致同期的有美国大众文化批评，但CCCS无疑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镇。{1}由于经费问题CCCS现已撤销，教授们现分散到其他各有关系所。伯明翰学派的美学思想集中在一大批文化学者的著作中，如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2}（1957年）；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3}（1958年）、《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4}（1974年）、《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5}（1976年）、E.P.汤普森（1924―1993，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6}（1963年）；霍尔与帕迪?沃内尔（Paddy Whannel）合著的《通俗艺术》（1964）和《控制危机》（1978）两部，合编的《礼仪的反抗：战后英国青少年亚文化》（1976年）、《论意识形态》（1978年）、《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年）、《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年）、《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年）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年）等六部{7}；迪克?海布迪吉（1954―，Dick Hebdige）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82）年。{8} 　　CCCS与传统的人文社科研究范式不同，它并不根据认定的文本进行表层阐释的循环，而是针对传统领域的理论盲点，采纳跨学科的视角，集中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知识构成要素和成因，如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媒体表征的形象以及文化符号的意指实践等相关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个分支领域由于打破了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因而迅速地蔓延到北美、澳大利亚以及东亚各国。{9}伯明翰学派受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对意识形态观念的重新界定更多来自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同时也与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观念密切相连。他们不满于建立在阿诺德传统之上的“高雅文学”批评，试图重新定义所谓的“正宗”文化观念，将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实践纳入研究领域，其分析和批评的对象从文学文本向媒体文本倾斜，{10}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如报纸、杂志、畅销书、广告、电视、电影、广播、流行歌曲、儿童漫画，乃至人们的休闲方式、室内装修等。 　　伯明翰学派研究重点集中在通俗文化样式上，注重挖掘蕴藏其间的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威廉斯指出：“上层知识分子之攻击通俗文化，永远是企图重新肯定自己在原有文化秩序中权威地位的政治行为。通俗文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趣味、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构成了对上层知识分子和其它少数文化主宰者已享有特权的威胁”。伯明翰学派第二代文化批评学者霍尔认为：“如果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以文化文本灌输其立场的霸权，那么，文本的接受者亦可以通过‘协谈’乃至‘抗争’对这些文本加以解构或颠覆，从而形成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挑衅”。伯明翰学派另一员主将海布迪吉主要从罗兰?巴特的《现代神话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将青少年亚文化看成一种文本或符号。“如果青少年亚文化用以表明自己身份的样式（如发式、服装、流行音乐、行走方式等）可以被纳入符号学的范畴内加以考察，那么，样式或能指的背后需要揭示的就是所指中蕴藏的丰富社会意义”。{11}海布迪吉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对统治意识形态以“拒绝”的姿态“混杂使用”，不同于霍尔所描述的“反抗性”。 　　二、从伯明翰学派美学思想透视 　　当代声乐文化生态 　　对通俗文化的重估是伯明翰学派最为鲜明的立场，通俗文化形式被文化学者当作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