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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的研究的方法历史概述

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的研究的方法历史概述   【摘要】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出现以来对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进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一样,是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青睐。厘清我国量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后来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艰难起步,一路顶着“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压力,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并在上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我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伴随着这股“东风”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起来。但一些纯粹的方法论者,面对质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厘清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发展历史脉络,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起点   传播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60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是在1978年。然而,传播学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却比传播学的发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还有传播学者这样评价到:“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说明当时的学者对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见和否定的态度。   直到1982年6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等组成调查组,由陈崇山、柯惠新两位学者牵头,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第一次开展了对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的调查,刊登在1982年出版的《新闻学会通讯》上。在这次调查研究中,共覆盖295个样本单位,样本数量2432人,出具6份调查报告。对北京市13岁以上的受众阅读报刊、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这次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受众的起点。但是这一科学研究思想逐渐建立并被接受,已经是1986年后了。   二、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   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   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三、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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