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 忆录》有感.docVIP

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我在不同场合曾引用顾维钧的话：国家是不能玉碎的。此语来自《顾维钧回忆录》。这部自述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大部分涉及民国时期的外交，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多年前我曾撰长文略述本人阅读心得。现在着重介绍他关于外交的一些观点，兼及可能从事与列强进行重要谈判的中国代表应有的训练。这是他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图片源于网络 外交工作原则 从《回忆录》分散的叙述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 此话所针对的主要事例是，1919年凡尔赛会议期间，正当中国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做出保留，明确表示如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不得不拒绝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却应会议秘书长的要求，先把代表的私人印章交了出去。要求代表交印章的理由是为了在最后仪式时节省时间。而交出印章的行动造成中国代表已决定签字的印象，当时的负责人却没有考虑到。 2）需要知己知彼。“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换句话说，往往不自量力，在外交上提出过高的目标。 3）“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4）“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3）、4）两点所针对的情况，一是北洋政府时期南方代表曾自行其是，单独与外国签约。更主要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动辄以“人民外交”的名义对外交代表施压。顾说：“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中国各种势力都拥到巴黎“观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激进的要求，对中国代表团施压，干扰谈判工作。 图为巴黎和会，源于网络关于“人民外交”，笔者一向认为应该慎言，不如代以“民间交往”比较确切。“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在顾维钧时代已经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在自媒体的今天可能放大不知多少倍。当然不是说外交决策者应当独断专行，相反，正如顾维钧所提，必须“知己知彼”，也就必须重视真实的资讯，依据客观情况而不是主观愿望，有足够的雅量，集思广益，做出判断。而外交从业者也如顾所说，应只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发言表态，考虑的是对外影响，而不是讨好国内。如果做不到据理力争，至少有全面汇报真实情况的勇气。 5）“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顾比较了各国外交官的训练，认为英、法、荷兰等最好，美国略差，但正在努力发展并保留职业外交人员（按：现在美国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外交官受到严格的管理，必须在外务省和军部之间抗衡，有时过于小心谨慎，不过也正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风格，在与各国交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不幸，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内部纷争不已，国力孱弱，领导涣散，在此情况下，外交受到国内处处掣肘。发生过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停止内争之奇事。 外交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 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形成《李顿报告》，提交在日内瓦的“国联”讨论。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三人与会，同心协力，力争国际同情中国谴责日本。顾又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获得不少支持。然而当时国内形势虽然号称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实际四分五裂：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渠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等等。日本乘机大做文章说，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使“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