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 治思想的演变.docVIP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作者：吴春梅/方之光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1902年鉴于清廷“回銮后，泄沓如前”，梁启超痛感“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汪穗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71页。)于是背离了《新民丛报》“不为危险激烈之言”的宗旨，并且进一步把破坏与排满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论。这一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得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终不可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他希望通过排满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政治上反清的同时，梁启超在思想上也反对尊孔保教。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梁启超反对保教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教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思想解放。中国学问不广、思想狭隘，“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又稍在此范围外者，非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梁启超据此指出，“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己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盖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戊戌变法时，为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起，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东渡日本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梁启超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附会儒家学说，主张从正面加以宣传。他还以西方的人权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检讨，矫正了长期以来两种固有的不合理的观念：“第一是牧民与保民思想在今日之不合时宜，第二是纳国家与人民为一体”，认为在这种错误思想长期指导下，“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结果造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而这正是中国政治腐败、思想阻塞的根源，故“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342页，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梁启超的这种激进言论和主张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2月，梁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转而对破坏主义持怀疑态度，他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8页。)同年6月，他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