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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湖南婚姻礼仪消费及的的特点 　　 清代湖南的婚姻礼仪消费表现出逾越礼制性、奢侈性和婚嫁论财性等特征。清代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形成当地婚礼消费特征的物质基础，当时全国流行的奢靡风气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则起到了导向作用。研究清代湖南婚姻消费现象，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清代；湖南；婚礼；礼仪消费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２－０５ 　　吴正东（１９７５―），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工业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姚伟钧(１９５３―)，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男女之间的结合实质是为了种的繁衍，男女之间的婚姻涉及整个家族的利益和声誉，因此人们非常重视婚姻的形式，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礼仪。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古代婚姻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都将婚姻与钱财直接联系起来，打上了金钱的印记。在清代的湖南，婚姻与金钱联系更为紧密。虽然有开明人士及官府对繁重的金钱负担指出弊端并予以指责，但是这一陋习仍难以消除。 　　 　　一 　　清代湖南婚姻礼仪消费的内容，包括下列几项： 　　（一）聘礼和奁妆 　　 清代湖南婚姻礼俗遵从古代礼仪：“聘妇之初，婿家先书男子年庚于红笺，谓之?书。媒氏致之女家，副以鹅、酒、豚、果、?、镯。近或行猪羊，聘金数十两。女家亦书女子年庚于绿笺，复于婿家，回以冠履、布匹、纸笔、墨砚，是谓定亲。将婚之先，婿家择吉倩媒氏通之女家，名曰报日。继以服饰、鸡豚之属献之，名曰过礼。近或议帮奁资数十两，女家允报回书。婚之日，婿家饰彩轿、设香案……鼓吹至女家。”[１]（卷四《 风土?风俗》，Ｐ４） 婚姻礼仪如此繁文缛节，主要是为了表明人们对婚姻关系的重视。婚姻按照礼的程序进行才是合法的，只有明媒正娶才能作为合法妻子，否则只能属于从属地位的妾，给个人和家族带来羞辱感，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为了完成两性间的婚姻结合，男方需要向女方家下聘礼，而女方家则需要办置奁妆。聘礼是男方赠送给女方家庭的财礼，包括实物和金钱等；奁妆则是女方给出嫁之女所置办的嫁妆，包括生活家具用品和服装首饰等。对于聘礼和妆奁的多寡，最先一般视家庭条件而定。但许多条件较优越的富裕家庭在财礼上大开风气。郴州府“富者用金银首饰、绸缎布匹、猪羊鸡鹅、饼果之属，费数十金”[２]（卷二十一《风俗》，Ｐ１０）。同时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聘礼也由有一定的差异逐渐增多。这些费用对普通人家来讲已是难以承受得了。同样女方给出嫁女儿办置的奁妆也不惜巨资，花费不菲。其原因是婚嫁后有的地方会组织妇女对嫁妆进行评验，“男家妇女皆将新妇妆奁评验”[３]（卷九《风俗》，Ｐ５），以此来决定婚后在夫家地位的高低。由于不希望女儿在新家庭受到欺侮，所以女方家大肆操办以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和讨得欢心，同时可以使女儿对新家庭建立认同感。同时，服饰是向外界展示家庭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对于服饰的选择，也是精挑细选。“衣服易棉布而绫缎，首饰邑铜角而金银，甚且珠翠。”[４]（卷十八 《风土》，Ｐ３）即使是以节俭和家教良好闻名的曾国藩也未能免俗，在嫁女时亦准备了两百两银子为大女儿置办奁具。[５]（Ｐ７８７）高昂的陪嫁费用对于达官贵人或富裕之家并不困难，但却成为许多普通人的累赘。这些聘礼只是人们最通常的做法，随着时间的变化，各项费用也随之增加。 　　（二）婚宴消费 　　 婚宴的消费是婚姻消费中比较大的一项，也是人们乐于消费的项目。婚宴的举办，即向世人宣告婚姻的合法性，它“既是获得被社会承认的需要，又是男女双方为巩固已建立的婚姻关系本身的需要”[６](Ｐ８４)。所以穷苦人家即使举债也会完成这项重要的仪式。婚宴筵席的操办也极其讲究，在光绪以前“宴宾客尚简，物薄情真，不过鸡、鸭、肉、鱼，随时蔬菜，八人一席，酒不尽醉；偶遇喜庆，以十肴为准，贺仪亦薄，彼此往来自易。司马温公所谓‘食不过数肴，酒不过数巡’”，光绪时，菜品种类和筵席的档次都有所提高：“山珍海错，红白烧烤，器美品多（或八大、八小，或十大、十小，俗名‘流星赶月’，外小碟十余，点心二次），父老相传数十年前未尝数见……谚云：‘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７]（卷五《风土?风俗》，Ｐ２１）并且随着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发达，许多原来在沿海地区才有的海味也出现在筵席上。“今稍裕之家，虽乡里肆筵召客，觉非用海味无以示敬。”[８]（Ｐ６６１）人们办婚宴的时间有多达数十日之久，“竞尚奢靡，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