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习业山林寺之风尚.doc

PAGE PAGE 1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严耕望 一 汉世，中央太学之规模极大，学生常数千人，或多至三万人；郡县亦置学官，学生亦常数百千人；官办教育可谓极其发达。私家讲学，生徒虽亦常以千百数，然其势终不敌公立学校之发达。而中央太学尤有极大之凝聚力，四方士子欲振名誉者，恒趋太学，论学会友，倾动京师。故就当时情势而言，教育中心在中央太学，地方学官及私家教授实非其比。私家教授亦多在平原乡邑，其在山林川泽如刘琨、魏应者，其例实不甚多，且多在政局方乱之时。《后汉书·儒林传序》云：“王莽、更始之机，天下散乱……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逃遁林薮。”是也。《梁书》四八《儒林传序》称汉时“学与山泽者至或就位列肆”。（《南史·儒林传序》同）疑此序文乃就南朝情形上推汉世加以想象者。当汉承平之世，似不然也。汉末丧乱以后，政府不以教育为意，而政治中心之都市又常有变乱，虽有太学，实同虚设，州郡更不待言，故士子多散处四方。当时政治社会皆为世家大族所把持，读书仕宦亦几为世族之特权。南朝承之，又会佛教兴盛，当时第一流学者多僧徒，且兼通经史；贵族平民皆尊仰之。吾人想象当时教育中心故在世家大族，然必亦有不少士子就学于山林巨刹者。《南齐书》五四《高逸传》：明僧绍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顾欢于剡之天台山开馆，聚徒常近百人。沈驎士隐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璠之隐祛蒙山，立精舍讲授。只观此数例，足徵山林讲学之概。而《梁书》五一《处士何点传》云： 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 又云： 弟胤“居（会稽）若邪山云门寺。……高祖践阼，……乃敕胤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于是遣何子郎、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还秦望山。山有飞泉，西起学舍，即林成授，因岩为堵，别为小閤室，寝处其中，……山侧营田二顷，讲隙从生徒游之。……胤年登祖（尚之）寿（七十二）乃移还吴，……居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 是何氏兄弟二人讲学皆直在佛寺矣。虽此所举，皆为隐逸者流，不能以概其余，然已有此种倾向，殆可知矣；惟其详待考耳。北方情形颇有不同，经学教育之盛虽不及两汉，然遗风余韵，尚见史传，只观《魏书·儒林传》已可知其大略。及隋统一天下，颇重教育而提倡之。《隋书》七五《儒林传》云： 京邑达乎四方皆能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参之《隋书》及两《唐书》列传，隋世大儒教授生徒或有至数百人，足为此序之证。亦有教授自学于山泽者，如： 《隋书》四一《苏威传》：“威每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 同书五五《尔朱敞传》，年十五，“诈为道士，……隐嵩山，略涉经史。数年之间，人颇异之。” 同书七七《隐逸崔廓传》：“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 同书七八《艺术卢太翼传》：“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 《新唐书》八四《李密传》：“感厉读书。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 钱起《归义寺题震上人壁》（《全唐诗》四函五册）原注：“寺即神尧皇帝（唐高祖）读书之所，龙飞后，创为精舍。”（据诗，寺在山中） 按此六例者，或在隋世，或在隋前，且有即读书山寺者。参以前引《齐书》、《梁书》，吾人可以推想此种情形不始于隋，而始于南北朝乱离之世。盖始乱逼人，不能不投身山林，能安心肄业也。 唐初，中央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书学、算学、律学、宏文管学，州县亦各置学。《旧唐书》一八九《儒学传序》，述贞观初之盛况云： 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 度此盛况盖略近于汉世。而私家教授见于史传者则甚少（两《唐书》儒学传中私家教授者数人，皆在隋世）。至如《新书》一九六《儒学马嘉运传》：“贞观初……退隐白鹿山，诸方来受业至数千人。”（《册府》七六八略同）山居讲学，此为仅见之例外。此种情形延续数十年之久，盖政治社会安定，公立学校发达，士子群趋学官，故私家教授衰替，更无隐遁山林之必要也。 武侯擅权，薄于儒术，《旧唐书》一八九上《儒学传序》云： 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