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doc

PAGE PAGE 1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張廣達 ?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內藤生前，他的唐宋變革說啟發了他的門生對六朝、隋唐、唐末五代、兩宋直至清代的研究，促進了內藤史學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內藤身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的見解得到了弟子們的進一步實證性的闡發，也引發了同行間的異議。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謂“歷史學研究會派”(簡稱“歷研派”，又稱“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意見的對峙，論爭涉及內藤說對各個方面的歷史內容的詮釋，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產生了大批兼具實證性、思考性的卓越論文和專著。隨著史學家對各自專門領域的史實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對於唐宋變革時期的諸多事象呈現（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屬於同質的延續，哪些屬於異質的斷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是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這已經成為通識。唐宋變革說作為假說或學說，經過時代的檢驗，具體的內容有所改動，一些史實的詮釋得到訂正，但是，作為一種範式，仍在持續為人們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提供豐富的啟示，推動學界進一步探討唐宋變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後的歷史變革。 　　流風及於歐美。在西方史學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學者把宋代呈現的種種新氣象比擬為中國近世的文藝復興，有的稱之為“新世界”[2]。這樣的評價，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內藤史學的宋代近世說的直接、間接影響。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曾有過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冊計畫”（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為了實現這一計劃，白樂日曾於1957年親赴日本。非常遺憾，這一計劃由於白樂日的過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國“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紐約召開“傳統中國社會”討論會。其後日本學者宮川尚志以一種思辯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做了英文提要，將內藤的“論說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標題“內藤假說”（Naitō Hypothesis），並附以內藤門人宮崎市定的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刊於美國最重要的亞洲史雜誌《遠東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號上[3]。這大概就是內藤說在西方被稱為“內藤假說”的張本。1967年，Burton Watson譯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4]。吉川書講解宋詩及其歷史背景，在英語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國的早期近代的觀點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過了歷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進一步向西方介紹內藤學說在日本的運用[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是由於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被介紹到西方學界，他的名字成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國歷史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日本學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變革說繼五六十年代的論爭之後受到了日、美學者又一輪的質疑，例如，寺地遵認為，二戰後宋代政治史研究陷於閉塞的傾向，遠因應從二戰後已經“化為比較類型論的唐宋變革說”中求之[6]，因為唐宋變革說過於注重形式的比較而化約了複雜的歷史，不免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7]。可以說，自從內藤說問世以來，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