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华烟云》中林语堂的自传色彩.docVIP

论《京华烟云》中林语堂的自传色彩 　　摘要：以传统传记――历史的文学研究方法辨析林语堂的多种传记资料与具体小说文本，阐述二者之间存在内容、语言上的互文性特征。林语堂在创作中以多维度的人物形式合成其真实个人信息、生活素材以及真实历史事件或重写前人的文学作品，小说中众多男女主角、配角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其浓厚的自传色彩。 　　关键词：《京华烟云》；林语堂；虚构；互文性；真实；自传色彩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8）02-0025-09 　　目前，林语堂小说三部曲之一《京华烟云》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术界主要探讨小说中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包括异化、归化、直译、意译、回译、音译、文化翻译、显性翻译、翻译美学、语用翻译以及分析小说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评述小说的人物形象等。在论述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时，几乎千篇一律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意识等。林语堂也承认，小说的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是以《红楼梦》为创作模本，模仿或仿效《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他说，《京华烟云》“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体仁]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娘，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于宝玉。”[1]林语堂除了提及体仁和阿非这两个次要人物与《红楼梦》的薛蟠和宝玉有关外，并未提及小说其余众多男性形象及其人物原型。因此，进一步分析小说中其他主要男性人物（如姚思安、孔立夫等）的创作原型可以丰富《京华烟云》的人物原型研究，并为林语堂其他小说研究的拓展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2]通过传统的传记――历史的文学研究方法即传记式研究法，详细对比《京华烟云》的小说文本和林语堂传记资料（自传和他传）的相关文本，可以揭示小说中体现作者个性的真实成分。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论述艺术与个性相互关联的变量时曾说：“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风格，而且连同作品的人物、构局和总的主题内容都必须被认为是由其作者个性中的各种形成力使然，因而也表现了这些形成力。”[3]换言之，文学作品创作的动力因素需要考虑作者个体性情、经历等，文学作品的风格、人物、结构和主要内容都是融合作者个性的能动因素。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也提出，文学是互文性或自反性的建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多部小说的作品，是关于再现和塑造，或者赋予经验意义的作品。”[4]《京华烟云》中的许多人物、故事、情节与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具有更多相似或吻合，是一部挖掘林语堂“真实生活”及其所阅读的其他文本和他对生活经历的理解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自传小说”。该小说与林语堂的传记资料之间从内容、语言上的互文性特征体现了小说虚构与社会真实之间的互动及二者间边界的模糊性。 　　一、姚木兰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京华烟云》的女主角之一姚木兰是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最为成功的典型女性。她“集《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多情，薛宝钗的才德，史湘云的风姿，《浮生六记》中芸娘的恬静、柔美与浪漫，《桃花扇》中李香君的刚烈与正直等诸多林语堂心仪的美德于一身”。[5]姚木兰身上集中体现出道家的自然洒脱、儒家的近情明理和佛家的性灵练达等多重性格，她是林语堂集儒、佛、道于一身的“一捆矛盾”的化身，她与林语堂独特的个性相联贯的因素包括基本性情、兴趣、欲望、爱好和厌恶等。 　　首先，林语堂在小说中有意突出姚木兰喜欢游名山大川的爱好。林语堂多次详细描写姚木兰的旅行体验，他“精心巧妙地设计了木兰与立夫前3次的北京相遇、郊游，人物前后旅行的情节安排环环相扣，让读者难以释卷”，[6]姚木兰的旅行生活痕迹实际源自于林语堂的生活经历，他热衷于在小说中自我指涉和自我想象。众所周知，林语堂既偏爱孤游又喜爱同家人朋友游历山川名胜。他欣赏大荒旅行者，视自己为在大荒中孤游的人，“或是观草虫，察秋毫，或是看鸟迹，观天象，都听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乐趣。”[7]林语堂在多个城市、国家的漂泊行旅为他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不断地把自己旅行生涯的细节、情景等融入到自己的旅行书写中。林语堂的大女儿认为自己的父亲“爱参观新的地方，发现新事物。最可取的是，他不论中外娱乐，城市乡村，都能享受。”[8]在旅行中，林语堂细心观察、思考自己所到之处的景、物，以致他对杭州、北京等地的景色描写如此熟悉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这在《京华烟云》《红牡丹》等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林语堂认同姚木兰的旅行偏爱是有其根源的。因为“作者首先是读者。在他创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