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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儒苏天爵教育思想初析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时代赋予了苏天爵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则为他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苏天爵的教育思想散见于文集，其中有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关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的论述，对于如何兴办教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兴教方案。在同时期的教育思想家中，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关键词]苏天爵；教育思想；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４－０２０４－０４ 　　颜培建（１９８１―），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史。（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苏天爵，是元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但历代以来，人们对苏天爵关注甚少。迄今为止，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就管见所及，仅有数十篇关于他的研究论文（含中国港台学者）。从前辈学者的关注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他本人及其著作的总体论述上。学者们只在有关他生平背景、著作的存佚及主要内容等方面加以论述，缺少对其本人或著作的深入性研究。而苏天爵的贡献，应不仅仅在史学或文献学方面，他的教育思想在同时期的教育思想家中，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据史书记载，苏天爵生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卒于顺帝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可以说亲眼目睹了整个元朝建立、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这期间，元朝政府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革，所颁布的各项政策措施，他都有亲身体验。王理说他“博学而文，于书无所不读，求国朝故实及近代遗事最详定”[１]。其父苏志道，以吏起家，具有很高的才能，行事处处有儒家风范。虞集曾赞其行曰：“廉有所不取。”[２]（卷４，《苏君真像赞》）除此之外，为官之余不忘进取，“既为时循吏，又好读书。……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１]（Ｐ４０９）。父辈的言传身教、家中丰富的藏书，使苏天爵从小便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而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为苏天爵教育思想的产生也奠定了良好基础。 　　苏天爵于延?v四年（１３１７），经由国子学生公试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后调功德使司照磨。在教育工作方面，他担任过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后升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自以起自诸生，进为师表，端己悉心，以范学者”[３]（Ｐ４２２６）。他还有一段时间担任“江浙省政”，致力于庙学和书院的教育活动。长期的教育管理工作，使他具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一、苏天爵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发展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时代赋予了苏天爵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他在记叙教育人物的生平中来反映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中有许多就是在苏天爵为他人所作的碑铭文字中，如砚坚、刘因等人的墓碑记，这也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 　　苏天爵在给砚坚作的碑志中说道：“凡十余年，循循为教，始终不倦，作成后进居多。”[４]（Ｐ１０６）在刘因的碑志中说道：“学者造门，随其材品而教焉。讲说诸经，理明义正，听者心领神会。”[４]（Ｐ１１３）告诉我们教学者必须诲人不倦，义理清晰。此外，他还认为学习之外要注意实践：“讲书章数不务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印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以……大凡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也。”他极力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今日学中大体虽要严密，然就中节目需要宽缓，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不同，遽难以强之矣。”[５]（Ｐ１７４）可见，他的教育思想也是通过对传统教育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方法的引申和阐发而来，体现出一个教育学者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苏天爵在萧?的碑志中说道：“圣人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若欲作新胄子，当罢岁贡，一如许文正公时，专于教养。彼既外无利禄之诱，内有问学之功，则人材庶有望矣。”[４]（Ｐ１１７）“其学皆自小学始，次及四书、诸经，日与学者讲说经训，滚滚不穷，待其晓解，方授别义。人来质疑，即命其徒取其书某卷所载以对，曰：‘背文暗诵，恐或误人。’”[４]（Ｐ１１９）他认为，萧?在教育中，要求学生专于学业，不耻下问，还要制定学习计划，按照先识字，后读经，再晓义这样一个步骤循序渐进，这些做法是符合学习客观规律的。碑志中的许文正公，许衡教小学，就是先从《小学》开始的。 　　儒家的教育思想，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６]（卷１，《里仁》），意即在教育思想上重义轻利，轻视对经济问题的探讨。这一思想在苏天爵所作的碑志中也有反映：“伏念自圣贤之学不传，礼义廉耻之风日?，至宋伊、洛大儒克绍其绪。然而废弃于绍圣，禁锢于崇宁，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