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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我是如何学英语的 邓亚萍:我是如何学英语的 1997年退役进入清华大学，2001年拿下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2002年12月12日，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邓亚萍用求学路上一路奋斗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世界冠军求学的悬梁岁月?? 清华:从写26个英文字母开始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说。 “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以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初进清华时，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 “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清华大学。老师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写出26个英文字母看看。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努力～” “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总是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但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时，我都会发现枕头上有许多头发，梳头的时候也会有不少头发脱落下来。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练和队友见到我十分惊讶:‘小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可能是学习的用脑和打球的用脑不一样吧。’” “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只要一听到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 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一种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几位英语老师建议邓亚萍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1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 剑桥:每天凌晨5点起床攻读 1998年2月26日邓亚萍怀着复杂的心情，飞向剑桥。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开学上课的日子，全班一共9个同学，教室不大，9张课桌椅向着黑板，摆成半圆形。老师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两张讲义就开始讲课，课堂上没什么纪律，讲解方式也很随意，老师一边讲课，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问题。我在云山雾罩中上完了课。四五个星期过去了，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付出，但收效并不大，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不显著。作为一个插班生要赶上其他同学困难太大。加上没有教材，每次上课才能拿到老师发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也很难让我适应。” “生活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多数都是住在学校所安排的英国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国人家里，一来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国的风俗民情，二来可以有更多的英语会话机会。但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女房东家，距学校太远，而且房费伙食费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镑房租，还要交100多英镑饭费，两项合起来每月的支出约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对于自费到英国上学的我来说，惜金和惜时同样重要。” “记得当我头一次穿着防雨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见了都大为不解:怎么世界冠军还骑自行车来上学,是啊，世界冠军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它来之不易，我必须十分珍惜它。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困扰着我，我急切盼望能改变这种状况。” “刚到英国不久，我想往家寄点钱，然而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