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域中叙述与描写.doc

美学视域中的叙述与描写-中学语文论文 美学视域中的叙述与描写 姜岚 叙事作品的审美空间,是作家对现象世界抽象处理的结果,也就是将现实的“事序结构”转换为文学世界的“叙事结构”，在理论上，它是“把复杂的立体图形向单向的直线投影”（乐黛云：《事序结构与叙事结构——叙述学与小说分析》，见《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这就意味着，叙事作品在审美时空的层次上，空间只是骨架，时间只是一种趋向。文学世界，也就是作家所经验、感知到而意识化了生活图景的物化，还要依赖叙事文学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叙述和描写。没有这种审美传达的中介活动，已被作家“心灵化”的“内生活”就不可能客观化，审美时空便没有存在的意义，读者也就失去了认识的可能性。 作为标准的叙事文学——纪实文学，主要是通过叙述和描写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作者的审美理想，表现审美感受。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形象化的过程，它以细小的单元构成的人、事、物、景为塑造形象的基本材料，顺时推进地将文学结构的骨架充实得血肉丰满，生气灌注，形象生动地自成一体。作为活动也作为方式，叙述与描写是对审美时空的赋形，也就是作家从现实的抽象向生活还原。它把能够说明某种意义从而达到特定目的的生活事件的过程、场景、效果，人物的言语、行为，事物的状貌，组织到叙事结构上，形成纹理清晰、富有质感的画面。 例如《包身工》。由于包身工遭受盘剥的惨绝人寰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因而有了揭露罪恶的包身工制度的必要。要达到这一目的，作者设计了一主一副两条结构线，将他通过实地调查得来的大量感性材料穿织起来，其中着重描绘、渲染的是包身工一天的活动情况，因为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足以将包身工制度，技术机械对人的摧残、异化，将人类生活中恐怖的、不可容忍的非常态暴露无遗。作者对包身工制度的野蛮、残酷、非人道极为愤懑，对这一社会现象也有极峻切的理性认识，但他的情感思想要打印到社会意识上，无疑只有借助形象的可感性，像电影镜头一样地放映出一幕幕的生活场景。因此，作品一开头，就十分突兀地推出了包身工在天不亮就被哄赶起床的情形：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的衬裤的男子大声地喊叫：“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七八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这段描述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它声色并作地再现了一个与其叫做场面，不如叫做恶劣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片断。在这里，人的对立、人的异化如此严重地出现。人从正常的位置上被驱赶开来显得如此急促，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完全任由主宰。人不仅从名义上离开了自身，——“被骂做‘猪猡’”；可怕的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类的意识也被挤压了出去：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都变得迟钝了。 描绘将读者一下子拉入了作家设置的叙事结构，作家的叙事意识也就从定好了调子的起点上，携带着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生活画面、人物细节顺着预定的线索铺展开来。起床只是一天活动的开始，接踵而至的就是被作家摄取到的一种非人道的工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表现。作品顺着次序叙述了“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二千多包身工被当作“廉价的机器”、改装为“罐装了的劳动力”的严重事实。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吃、住、劳作，如实地写出了这些被哄骗、被廉价收购来的乡下女孩遭受的非人磨难。恶劣的饮食条件，恶劣的工作条件，前者将人降为牲畜，后者使人沦为机器。既有综括的叙写，比如写纱厂工人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面临音响、尘埃和湿气的三大威胁，而在这些非人为的因素之外，还时刻面临更可怕的三大危险，即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又有具体个人的描述，如“芦柴棒”受非人折磨的惨状和小福子受“文明”惩罚的场景。这样一些叙述和描写，感性形象地展示出了包身工的非人生活，它对穿插其间叙述交代的包身工制度的起因、发生和趋向及其本质做了最有力的说明，也回答了人们观触到现象后必然产生的对社会根源的追查。包身工的生活和遭遇是一种罪恶制度的结果，而这种制度的产生必然以人的被虐杀为代价。两个层面上的活的事实相互诠释、说明，从而导致一种理性的判决：金钱和机械对生命的摧残是反人性的，这样的制度不会久存。 可见叙述和描写是纪实文学作品思想灵魂得以寄托的丰满的肌体,它创造出可供人阅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