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垃圾处理政策制定跟运作过程跟分析解析.ppt

台北市垃圾處理政策制定及運作過程之分析 專題討論三 報告學生：柯宇芳 指導老師：周素卿 主持老師：徐進鈺 評閱同學：陳永龍、張儀君 研究動機 70、80年代反公害運動－社會抗爭風潮 人民較政府具有較高環境意識 政府 自1979年通過「台灣地區環境保護方案」，行政體系升格；1988年通過「廢棄物清理法」，有正式法源。 例子1：台北市的資源回收；例子２：全國焚化爐設置。 研究發問 為什麼是台北市（而不是其他縣市）在解決垃圾問題上，扮演了先導性的角色？台北市在處理垃圾問題中經歷了哪些政治過程？這些政策是歷史性演進的結果，還是偶發性結果？ 從社會建構觀點來看，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怎麼影響垃圾處理法令的制定及運作？ 「中央－台北市政府－市議會」三者關係，中央如何進行政治／政策性的干預，地方自主性又在哪裏？人民在這個政治關係中的位置？如何參與？ 政策制定及運作過程中，所有可能行動者的立場、利益目的為何？採取的行動為何？結構性位置為何？ 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試以台北市政府解決都市垃圾問題的政策制定過程為研究背景，參與行動者為研究主體，以「行動者－政策」關係為概念軸心，認為在政策制定及運行動態的政治過程中，不同利益目的行動者與背後社經脈絡的主導，形構出“行動者－政策”互為主體的複雜微妙關係，藉此剖析出台北市垃圾處理過程的原形，也期望以台北市的例子作為全國的縮影，或在全球環境議題的學術討論脈絡下，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西方都市政治理論 成長機器 視都市為成長機器，將「空間」放到政治經濟的脈絡中，從社區權力的論辯導向以土地開發等政治經濟議題帶入都市政治的研究。 政權理論 都市發展是由統治政權（governing regime）－公私部門不同群體的聯盟所創造（Stoker，1995）。都市治理能力，需要政府與非政府聯盟夥伴一同創造維持，並非從選舉過程中獲得，權力的流動是power to過程， 並非power over的控制關係。 文獻回顧－西方都市政治理論 調節取徑（Painter，1995） （1）、資本主義經濟變遷的本質；（２）、檢視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連結與相關性；（３）、並試圖避免來自馬克思傳統的根本性難題。 調節取徑的優勢在於試圖揭露與解釋介於經濟、社會與社會文化氛圍間的連結（Jessop，1990） 調節取徑與治理理論的接合 調節分析結構性內涵，回應經濟問題的策略能力，結合治理理論，可以進步考量到制度設計、組織間合作、策略及調節目標，來符合調節取徑原始的「經濟活動社會鑲嵌、社會調節的本質」訴求，成為有理論建構，又有經驗兜合的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台灣的政治特性 地方自治的有名無實 中央集權、中央地方權能分立的政治制度 中央行政是官派，地方行政首長是選舉選出，地方政治受直接性的民意監督（陳東升，1995) 中央的指示，地方政治只能配合。 擁有較小的行政權，缺乏充分的地方籌碼相抗衡。 中央地方財政資源分配不均 政府科層化造成人事行政的浪費；選舉基金 地方依賴中央編列的少部分經費，能發展的有限。 文獻回顧－台灣的政治特性 民主化政治結構的選舉政治 環境議題成為政治性討論及選舉支票 環境價值無法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獲得足夠的重視。 當選後，無法兌現的選舉支票，為其他經濟開發案所取代。 文獻回顧－傅科權力-結構理論與論述分析 傅科在研究規訓與性的論述實述時，將焦點放在權力與知識之間的交互關係。權力分析具生產性，透過知識而來；權力是流動可轉換不可見的，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影響性。 權力是被建構的；權力是多元的（Nash，2004）。他認為，權力沒有agent，是在論述中，並且透過論述把權力有系統地表達出來（Dodd，2003）。 傅科認為對權力的”反抗”是權力本質內在特質：「沒有權力關係不帶有反抗的；這種反抗的形成由於正是在權力關係所施行的點上面，因為更加真實和有效。」 （Dodd，2003）。 文獻回顧－論述的辯證 論述不可能置外於社會生活。社會生活也無法抽離”制造論述”。論述是人為-服從人思考及行為而來的權力。因此，當我們將自己關在他人建構的系統及事物中，去理解這個社會建構，最好的方式是用”語言關係的論述”以及”其建構的權力”來達成。 文獻回顧－環境論述的形構 環境論述的基本形構是“人與環境的關係” （Teymur，1982） 在什麼範圍或層次發生？他們存在的條件是什麼？他們的地位是什麼？什麼支配了論述？ 是誰說了什麼？所使用的語言及形式為何？誰做了哪些事？並注意這些要項的互動關係以及實際的社會結構與此的辯證關係？最後，論述性形構如何被權力關係與宰制的意識型態變遷所形塑？　 研究概念 研究概念 垃圾處理政策的制定及運作是在社會經濟文化脈絡下的政治過程 政策制定是時空偶然情境造成，是政府及非政府聯盟的